有人說“三分畫，七分裱”，裝裱的質量關系著作品整體的品相和存續時間。若裝裱考究精當，可使書畫作品增輝添色，否則，會減弱作品的藝術氣息。

　　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書畫裝裱師在承繼這一古老技藝的同時，也在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含量，甚至開始嘗試開啟更多的傳承模式，給手下的每一幅作品留下更多藝術的韻味和生命尊嚴。

　　文化修為

　　8月初的西北師范大學校園內，美術學院的畫室和張文軍的裝裱工作室并未受暑期的影響，依舊人來人往。

　　但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來裝裱工作室的人大都與主人沒有多余的對話，只是安靜地放下作品或者拿上裱好的作品，稍微瞄上幾眼，轉身就走。張文軍解釋說：“書畫的主人將期望與信任交與我，我在裝裱的過程中同樣沒有辜負。”

　　言外之意，書畫裝裱這個行業實屬一個交心的行業。

　　因為要參加一個重要的畫展，有“范飛天”美譽的畫家范興儒老先生將它的新作《飛天追夢圖》習慣性地托付給裝裱師亦是老朋友的張文軍。

　　雖然二人已有15年的交情，但這次范老先生對自己的作品竟失去了應有的自信。首次嘗試大面積使用加了膠的礦石顏料作畫的范老先生，在聽到張文軍電話那頭說托裱后確實有脫色后，老先生打了車匆匆趕來看畫，幾分鐘后，他緊鎖的眉頭逐漸展開了，贊嘆道：“顏色太漂亮了！”

　　如此，張文軍的裝裱程序繼續進行。

　　“裝裱作品常常如坐針氈，類似于這樣的場景早已習以為常，但凡遇到殘損嚴重的古舊字畫修復，更是壓力空前。”張文軍有感而發。

　　隔壁畫室的學生，相繼送來幾幅同樣畫面的工筆畫作品，技法的優劣顯而易見，但張文軍并不妄言，“我只做好裝裱，作品不該存在高低貴賤、孰輕孰重。”

　　在范興儒老先生的眼里，“文軍文化修養高、人品好、技術過硬，甘肅省怕是沒有第二個”。

　　文化修養對于傳統書畫裝裱行業來說，是長久以來的軟肋。一些裝裱匠人僅從技術得到傳承和學習，便可憑此謀生，使得裝裱停留在手藝“活兒”的層面，對裝裱之外在藝術上的追求下的功夫不夠深，缺乏和書畫藝術相得益彰的文化元素。

　　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蘭州，從民間傳承的角度來看，裝裱師自身文化素養的缺失，造成了這一行業確實存在代表性人物不多的現象。

　　就蘭州而言，從書畫裝裱可考的《淳化閣帖·明拓肅府本》來看，從事書畫裝裱的匠人從那時開始，極有可能涉入蘭州本土這個行業了。

　　張文軍在師從我省唯一書畫裝裱高級技師陳一珀期間，4年裝裱字畫兩千余幅。

　　在張文軍的記憶中，師傅陳一珀出身于家傳有序、綿延了六個多世紀的書香門第，又在其父親——我國當代著名書畫家陳伯希的熏陶下，自幼研習書畫，文化底蘊深厚。在與師傅耳濡目染的交往中，張文軍逐漸清晰地認識到從事這個行業的人，除了要有扎實的技術基礎，還應該用豐厚的文學修養、系統的專業知識來滋養自己的“技”外功夫。

　　離開師門后，張文軍于2007年赴北京參加了文化部舉辦的第一期古籍修復培訓班，師從國家級古籍修復項目傳承人杜偉生、張平兩位老先生，并在空閑時間到琉璃廠找書畫裝裱業同行中的佼佼者交流學習。

　　這一次的學習經歷，讓張文軍眼界大開，并促成了兩年之后再次赴京參加第一期古籍修復提高班之行。取經，打開了他對裝裱藝術的另一個世界，他先后又到重慶、天津等地學習。

　　“我的學習經歷在這個行業里還算可以吧。”張文軍笑言。

行業沉浮

　　中國傳統書畫裝裱修復技術是完全利用傳統手工工藝，以宣紙、綾絹、漿糊、國畫顏料為材料，以鬃刷、排筆、馬蹄刀、水油紙、醬油紙等為工具，通過特有的程序，包括洗、揭、補、托、全、鑲、覆、裝等內容，完成的書畫裝裱修復工藝。

　　裝裱的作品包括中國傳統的冊頁、手卷、立軸、對聯、鏡片等，利用傳統技術裝裱修復的書畫作品可達到平、軟、薄、光的特點，并能使書畫作品延年益壽。

　　盡管書畫裝裱在我國歷史悠久，但留下來的文字記載并不多。據最早記載，南朝宋的宣城太守，《后漢書》作者，著名史學家范曄，是我國裝裱史上早期的裝裱名家。

　　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法和歷代名畫，同時推動裝裱技藝發展迅速，后流傳日本等國。

　　到了北宋，宋徽宗設立畫院，裝裱家列入官職，成為文思院六種待招之一，最終形成了著名的“宣和裱”(又稱:宋式裱)的格式。這標志著我國書畫裝裱技藝傳入民間，特別在明、清五百年間，裝裱技藝成為設店裱畫的專門行業，在江浙、北京、上海、廣州、兩湖、開封等地先后出現了許多馳名中外的書畫裝裱店鋪。

　　上世紀5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裝裱業一度衰落。后來，一些文物單位設置了書畫裝裱機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書畫裝裱業一改往日沉寂，從業人員大幅增長，在裝裱工藝及用料方面，亦進行了傳統工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探索與改革。

　　近年來，傳統手工書畫裝裱受到機器膠膜裝裱的沖擊，蘭州市場遭遇萎縮。曾經在是否要改作機器裝裱的誘惑面前，蘭州藝寶堂主人——汪波幾經徘徊，終于下定決心，堅持走傳統之路。而這期間，在雁灘古玩市場開裝裱鋪的閻良則選擇了放棄，開始經營起畫廊。

　　從1995年開始，入駐西北師范大學裝裱室至今整整20年，泊遠軒的主人張文軍始終不忘初衷，堅持走傳統裝裱之路。

　　這個裝裱工作室1986年創辦，前后陸續七八次易主，傳到張文軍手里時， “墻的兩米以上是黃的，表明這個區域沒有裱過畫，也就是說之前這個裝裱室就沒有真正發揮它應有的價值。”張文軍說，看到這些，他莫名地陷入到深不見底的恐懼中，但同時，也似乎感覺到了空氣中流動著的希望。

　　張文軍拿出一沓發黃的筆記本，雖然款式各異，可功能只有一個——書畫裝裱登記簿。粗略算來，20年間，經其手裝裱的書畫作品已有5萬件左右。作品時間跨度唐宋元明清至今，作品種類從最珍貴的孤品到現在最普通的幼兒繪畫。

　　張文軍說，這些年來自己沒有特別深刻的感受，下個階段也許更精彩。但是非要說一個，那就是，踏踏實實做好分內工作，寧可做行業標桿的出頭鳥，也絕不委曲求全違背行業操守。

　　“這些想法得到了我國古書畫修復第一人徐建華老師的認可，我覺得，這也是這個裝裱室區別于其它裝裱室的地方。”

　　未來之路

　　據估算，目前，蘭州市從事書畫裝裱者中80%左右從事機器裝裱，不足20%依然堅守在傳統手工裝裱領域。2010年，汪波在安寧區主干道臨街租了個50多平方米的商鋪，每天的客戶絡繹不絕，也有人會因為價格的問題，拿著作品離開。

　　汪波說，之所以會堅持，是因為通過書畫裝裱維護了一個有質感的朋友圈。

　　汪波與張文軍年紀相仿，都是人到中年。兩人的性格中，前者偏感性，后者偏理性，但都同時具備著書畫裝裱師突出的特點——有耐心。

　　在傳統書畫裝裱這個行業里，師帶徒的傳承模式作為主流流傳至今。上溯到張文軍的師父陳一珀，其師承敦煌人李福。因為家傳源遠，李福為國畫大師張大千裱過畫，并受其青睞。陳一珀的父親陳伯希大概看中了老先生的過人之處，遂為長子選擇了拜此人為師，為今后謀得一技之長。

　　“現在，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有，但很缺乏。”張文軍說，造成這種急劇萎縮局面的原因是，高校設置專業從社會各個行業、各個層面的需求出發，去優先培養那些社會緊俏的實用型人才，而對于一貫以錦上添花為特點的書畫裝裱行業來說，這種后續力量的積淀顯然并不占優。當年同張文軍一起學習裝裱的師兄弟足有百余人，但現在改行者十之八九。跟隨張文軍學習傳統手藝的學生現在掐指算來也有十余人，但凡堅持下來的，狀況還都不錯。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有學校開設了書畫裝裱職業技術培訓模式，以及高校引進項目進行學術化學習。據悉，在山東書畫裝裱職業技術學院、南京莫愁職業學校及遼寧、河南等地的院校也都開設了裝裱技術專業。中山大學甚至將在2015年開始招收“古籍修復與保護”專業碩士研究生。這對于全國古籍收藏達到5000萬冊，專業古籍保護人才僅約有900人的現狀，是一個能看得到的解決途徑。

　　“在人才方面的探索初見端倪之后，書畫裝裱元素的及時更新，對于行業內的裝裱師來說，也要有相應的敏感度。”張文軍如是說。

　　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前，書畫裝裱注重的是他的居室性，但之后，隨著展覽的增多，大多為西式風格的展廳，更適合白色的裝裱材料，于是，這種被過去視為喪葬專用的不祥之色漸漸開始登上大雅之堂，甚至進入平常百姓家。這種裝飾材料色彩上的突破，是大眾情趣及審美文化變化的必然結果。

　　要跟得上形勢的變化，也要有對裝裱藝術內核的執著堅守。為此，張文軍舉例說，傳統書畫裝裱的三個特點就是它的根，任何時候都要確保作品能夠擁有。

　　第一，成為保護作品最有利、最得當的一種方式；第二，傳統的裝裱所使用的粘接劑和工藝使書畫裝裱具有可逆性；第三，傳統書畫裝裱手段選用的材料，成品后的品質、樣式均要高于其他裝裱。

　　不久前，由安寧區文化館歷時兩年普查、搜集、記錄、整理的“傳統書畫裝裱與修復”已列入第三批蘭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張文軍被公布為該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這是繼甘肅省古籍保護中心文物文獻修復師、甘肅省工藝協會理事、甘肅省美術家協會會員諸多頭銜后張文軍增加的新身份，同時也成為張文軍恪守傳統書畫裝裱夢的又一個堅實砝碼。

　　本報記者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