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系列報道之三：發現篇

震驚世界的一次“意外”

斯坦因于1907年拍攝的莫高窟藏經洞外觀。(資料圖片敦煌研究院提供)

　　本報記者施秀萍

　　題記：時光不能倒流，歷史沒有假如。已經發生的一切，或許原本就是歷史最好的安排。

　　自沙門樂僔于公元366年開窟以來，莫高窟經歷了初創、發展到逐漸衰落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

　　千余年來，先民們創造并小心地維護著這座文化圣殿。但后來有百余年時間，莫高窟如同消失了般，在歷史記載中難尋蹤跡。

　　直到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意外”，讓敦煌的名字傳遍寰宇。

　　意外發現，震驚中外

　　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當時吐魯番的統治者占領。嘉靖三年(1524年)，明王朝下令閉鎖嘉峪關，將關西平民遷徙關內，廢棄了瓜州和沙州。

　　此后兩百年，敦煌曠無建制，成為“風播樓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別一天”的荒廢之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明代一度荒廢的敦煌，終于再次受到關注。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于敦煌古城之東，設沙州衛，遷內地56州縣民戶至敦煌屯田，地方官吏開始注意保護莫高窟，清除窟內流沙。

　　其間，督修敦煌城的汪漋，發現《李氏再修功德碑》和莫高窟壁畫，并寫詩盛贊敦煌藝術。嘉慶年間，著名的西北史地學者徐松游歷莫高窟，在《西域水道記》中，記錄莫高窟碑刻文字，并探討莫高窟創建年代和歷史。道光十一年(1831年)，敦煌知縣蘇履吉修撰的《敦煌縣志》，附載了描述莫高窟的版畫和詩文。

　　而莫高窟名聞世界的源頭，則來自于一名道士王圓箓的意外發現。

　　王圓箓是出生于陜西的湖北麻城縣人，因家鄉連年災荒，被迫外出謀生，后流落至酒泉入道修行。大約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圓箓走進莫高窟，感慨莫高圣境為“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隨后，他定居此地，看護莫高窟，還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清理洞窟積沙。據傳，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他就花了近兩年的時間。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圓箓在清理積沙時意外發現了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6萬多件的藏經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此揭開了莫高窟新的歷史篇章。

　　王圓箓的墓志明確記載了這一歷史事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自此，莫高窟引起世人關注。可惜，首先到來的多是瘋狂的“掠奪者”。

　　瘋狂掠奪，令人痛心

　　按說，王圓箓還算是個盡責的人。發現藏經洞后，他徒步數十里，趕往縣城找到敦煌縣令嚴澤，還奉送了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希望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這位嚴知縣不學無術，把這兩卷經文竟當作兩張發黃的廢紙。

　　1902年，王圓箓又向新任敦煌縣令汪宗翰匯報了藏經洞的情況，這位進士出身、對金石學也頗有研究的知縣當即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卻也只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番未果，王圓箓仍不甘心。他又從藏經洞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行程800多里奔赴肅州(今酒泉)，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再后來，剛完成《語石》一書初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就任甘肅學政不久，就接到汪宗翰關于莫高窟藏經洞情況的報告，便托汪宗翰為《語石》一書尋找一些關于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碑刻資料，卻未下令對藏經洞采取有效保護措施，只是向甘肅藩臺建議將這些古代文獻和文物運到省城蘭州保存。

　　然而，敦煌離蘭州路途遙遠，僅運費就要五六千兩銀子，只好又“擱淺”，直到1904年，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

　　“據考證，王圓箓還給‘老佛爺’寫過信，但并未寄出去。”著名敦煌學者趙聲良告訴記者，但并非像傳說那樣，王圓箓斗膽寫給“老佛爺”慈禧的秘報信泥牛入海，而是偏居一隅的一介道士根本沒有渠道把信寄出去。

　　王道士與藏經洞頻遭“冷遇”，可有人卻視莫高窟為寶地，不遠萬里而來。

　　1905年10月，俄國人奧勃魯切夫在黑水城遺址挖掘之后，趕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蠟燭為誘餌，換得藏經洞寫本兩大捆。這是藏經洞文書流失于外國人的開始。

　　1907年3月，聽說藏經洞消息的英國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趕到敦煌，以四塊馬蹄銀(約二百兩)從王圓箓處換得寫經200捆、文書24箱和絹畫絲織物5大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從王道士處獲得寫本570余卷。

　　業內人士分析，當時王道士將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多次逐級上報卻無人過問，讓他灰了心。二是急著籌款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完成自己的宏愿。三是斯坦因的“探險家精神”觸動了崇尚唐玄奘的王道士，雖不愿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卻讓了步。簡言之，王圓箓賤賣珍貴敦煌文物是“政府不理、經濟需求、信仰吻合”三大原因導致的。

　　此后，西方竊賊接踵而至。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來到敦煌，將藏經洞遺物“翻了個遍”，以白銀500兩換得6000余卷漢文寫本和不少古藏文寫本、200多幅紙絹畫、20余件木雕及大批絹幡和絲織品。由于伯希和通曉漢文，他獲取了藏經洞中學術價值最高的經卷寫本和絹本、紙本繪畫。

　　1911年，日本人大谷探險隊成員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350兩白銀從王圓箓處騙買寫本數百卷，還將兩身精美塑像卷入行囊帶走。

　　1914年至1915年，俄國人奧登堡到敦煌收集了1.8萬余卷寫本和百余幅絹畫，還剝離竊取了第263等窟的十余幅壁畫和十余尊塑像。

　　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469名白匪軍逃竄至莫高窟，在壁畫上任意涂抹、刻畫，并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熏。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用70兩銀子買通王圓箓，粘剝12幅壁畫，帶走第328窟的一尊唐代菩薩彩塑和第257窟的一尊北魏彩塑。

　　更令人痛心的是，當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傳曉于全世界時，清朝官員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護，而是千方百計地竊為己有。因此，偷竊一度成風，敦煌文物流失嚴重，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后再歷浩劫。

　　1910年，清政府終于作出決定，將剩余的敦煌文物裝滿6輛大車運往北京保存。可惜、可悲的是，狡黠愚蠢的王圓箓大量隱匿文物，而運送途中又被沿途官僚“雁過拔毛”，運抵北京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只剩了18箱，僅8000多件，是出土時的五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殘頁斷篇。

　　功過是非，尚無定論

　　王圓箓發現藏經洞之后的種種行為，業內人士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歷史罪人論”，一種是“無知黑鍋論”。

　　“歷史罪人論”者認為，如果王圓箓第一次盜賣文物是上當受騙，那么后來又連續5次以上在17年間繼續盜賣文物，這肯定不是上當受騙。

　　“無知黑鍋論”者則認為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后，向當地官員匯報，當時的政府卻長達7年置之不理，半路出家的農民道士賤賣文物亦在情理之中。此外，若無引狼入室的中文翻譯蔣孝琬，斯坦因不可能憑蹩腳中文從認死理的王圓箓處得逞；后來，斯坦因將大量敦煌文物暫存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也無人過問。再者，伯希和等人偷運文物路過北京時，還向中國官員和學者展示，京城名流誰也沒有提出扣留這批文物，還設宴款待，中國海關也一路綠燈……故認為敦煌文物被盜賣，是王圓箓、蔣孝琬和當朝官員共同犯罪的結果。

　　歷史地看，藏經洞發現之時，正是清王朝風雨飄搖之際，國人政治意識上無暇顧及，文化觀念上缺乏認知，經濟實力上捉襟見肘，致使敦煌文物慘遭輪番掠奪。

　　據《西域考古圖記》等相關史料記載，當時，西方人到中國帶走文物時，都持有當地官方許可證，且一路官兵保護，一介道士根本就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客觀地講，王圓箓到達莫高窟時，莫高窟處于“廢棄”的無人管理狀態，王圓箓四處募捐，清理積沙，在某種意義上算是“看護莫高窟的第一人”。據考證，“王圓箓生活很清貧，募捐以及賤賣敦煌文物所得均用在‘功德’上。”

　　引起爭議的，還有第17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第17窟原為唐代高僧洪辯的修行禪窟。洪辯去世后，族人及弟子為示紀念，將禪室改為影堂，內塑洪辯塑像。但不知何時何因，這個洞窟存入了大量古代寫經和藝術品，直到被王圓箓發現。

　　對于藏經洞封閉原因及時間，由于缺乏明確記載無法確知，但近百年來眾說紛紜，并漸漸形成“避難說”和“廢棄說”兩種流派。“避難說”人士認為，在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入侵沙州時或在1006年為防御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進攻沙州時，三界寺僧人有計劃地封存了經卷、佛畫、文書等。“廢棄說”人士則認為，在11世紀初葉，隨著佛經樣式的演進，折葉式的刊本經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軸式經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來不方便的卷軸經典等進行集中處理，作為敦煌寺院的“神圣廢棄物”而封存。

　　歷史的爭論繼續留給歷史。

　　無可爭議的是：藏經洞的發現，讓6萬余件晉朝到宋朝的寫本、刻本及各類文物，在封藏近千年后重見天日。這是人類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推動了東西方學者的競相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形成了一門新興學問——敦煌學。

（來源：每日甘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