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系列報道之五：基礎保護篇

精神大廈的堅實地基

195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職工在莫高窟崖頂挖防沙渠。

莫高窟第112-126窟一帶安裝的木質窟門。(資料圖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本報記者施秀萍

　　題記：雁飛過，天知道；風吹過，云知道。他們做過的每件事，莫高窟知道。

　　對莫高窟的保護，該從何時說起呢？歷史地講，有創建自然就有保護，莫高窟從營建的第一天起就有保護。

　　客觀地講，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都是寺院僧侶因信仰而保護這些“天國神靈”的，包括王圓箓定居莫高、看護石窟、清理積沙也是保護。

　　及至后來，于右任等極力倡議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向達等數番赴敦煌實地考察，常書鴻從法國到莫高窟，都是為了保護。

　　但有意識、有組織、有計劃地保護莫高窟大約要從1943年張貼的一張告示算起。一張布告，宣布文物國有

　　據著名敦煌學者孫儒僩文章記載，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在九層樓北側張貼了一張告示。大意是：莫高窟已收歸國有，是國家重要的文化古跡，要加強保護，不得破壞。還要求參觀者不得在壁畫塑像題寫刻畫，不得在洞窟生火住宿、嬉戲打鬧等。

　　“這一張布告結束了莫高窟長期無人管理的狀態，為石窟保護開創了人為管理的先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睂O儒僩這樣評價這一告示。

　　這一年，初到敦煌的常書鴻還做了一件大事：在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為莫高窟修建了高約2米、厚約0.6米、長達1007米的夯土圍墻，加強石窟管理，防止牲畜進入窟區。更重要的是象征意義，用行動明確宣告莫高窟有了保護機構，不能再任意破壞了。如今，在第1窟北邊山坡通往上山小道的旁邊還能看到一段幾十米的殘垣斷壁，就是當時修筑圍墻的歷史見證。

　　此外，常書鴻為了保護洞窟，還為第428窟、第61窟、第98窟等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安裝了窟門。

　　當時，沒有經費，常書鴻就到敦煌縣城，動員官紳士商捐獻窟門，大約做了大小不等的幾十副窟門。這些窟門，一直使用到60年代。

　　清理流沙，不是一件易事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流沙堆積，尤其是靠近鳴沙山的南端石窟，流沙堆積高達四五米，或封堵窟門，或流入窟內破壞壁畫塑像，或封堵洞窟之間的通道，使得進窟難，上下洞窟更難。

　　據說，張大千為上第161窟搭了個蜈蚣梯。結果，上去后不敢下來，只好等人來救援；等人時無聊還在甬道北面用土紅色顏料畫了一幅大胡子自畫像，至今仍在。

　　沙，擋在追隨夢想的藝術家面前。

　　“沙是石窟保護的大敵，一定要首先制服它�！�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長常書鴻就一直把治沙作為保護工作的重點。

　　但，沙，細小的沙，卻沒那么容易被清理。尤其對當時缺乏治沙理論指導和實踐借鑒的藝術家們來講，愈加難！

　　但第一代“莫高人”憑著對石窟保護的極大熱情，想了種種辦法。

　　先是“引水沖沙”，設法把宕泉河的水引至窟前，在沙土堆筑的臨時水壩中聚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放水沖沙。這種辦法能削去一些沙堆，但沖出去的距離有限，只能把沙堆平攤到大范圍的樹林中，作用不大，過了一段時間就停了。

　　1946年以后，在敦煌名士任子宜的提議下，開始就地取材，在石窟的山崖邊上修建高約1.5米、厚0.35米的“土坯防沙墻”。防沙墻能把流沙聚集在墻的后面，減少飄落到窟前的流沙。這個辦法有效控制了流沙，弊端是一兩年后，墻后流沙堆積，需及時清除。

　　因為防沙墻起作用，又想法清理防沙墻后堆積的流沙。孫儒僩設計了一個有意思的工具：用帆布縫制成長約20米、直徑約0.3米的帆布筒，將帆布筒上口連接到防沙墻流沙孔上，出口固定在離洞窟較遠的地方放沙，再用牛車拉走。這個辦法可行，但帆布筒易被流沙磨蝕破損，需經常更換，經濟上比較吃力。

　　1955年，又在洞窟山頂的平坦處挖了1000多米的防沙溝，溝深1.2米、寬約2米，挖出來的沙礫也就地堆積到防沙溝的東面，用來攔蓄流沙，也起了一定的控制流沙作用。

　　“盡管還有沙子，但與清除前積沙成堆、荒蕪零亂的景象還是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明顯感覺到了人為管理的效果。”孫儒僩回憶，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清理的積沙累積有三四萬立方米，想想當時的條件，真是極為不易。

　　摸索借鑒，開創修復先河

　　對于常書鴻、孫儒僩們來說，在艱苦的清沙等工作中，最令人幸福的，大約是發現新的洞窟。

　　1953年，他們就遇上了這樣一件幸福的事。這年5月，在清理第233窟前面的土臺時，發現了6個唐代洞窟，后被依次編號為第470窟至第475窟。發現這批洞窟時，窟門內同樣堆了很多流沙，第474窟內的塑像造型很好，可惜都散亂地跌倒在流沙中，破碎了，因為當時還沒有修復殘破塑像的技術，只得暫時收存起來。這個窟的壁畫也很好，可謂線描、造型與色彩俱佳，但由于洞窟長期封閉，打開后暴露在空氣中，就出現了壁畫大片起甲、地仗嚴重酥堿的現象。可惜，當時對這類壁畫病害幾乎是束手無策。

　　正是，還未來得及細細品味幸福，就遭遇一記“當頭棒喝”，心痛的感覺大抵不過如此。

　　這一年，首批“莫高人”在調查的基礎上，仿照古人做法，摻入麻刀(一種纖維材料，古時摻到泥漿里，用以提高墻體韌度和粘接性)和少量紅土，調制成麻刀石灰漿，試著為窟外崖面上五代、宋初時期剝落的露天壁畫加固邊沿。因為仿照得法，修復的露天壁畫邊沿不僅與原壁面十分協調，加固性亦令人滿意，至今還保存完好。

　　1957年7月，莫高窟迎來了首個“治療”壁畫病害的“國外醫生”，開啟了用打針注射方法修復壁畫的歷史先河。

　　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護專家約瑟夫·格拉爾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來到莫高窟進行壁畫保護情況考察和壁畫病害治理示范。

　　這對常書鴻、孫儒僩以及當時的美術組、保護組業務人員來講無疑是雪中送炭，當即決定到第474窟做試驗，現場觀摩學習。約瑟夫·格拉爾大約按10∶1的比例，將一種白色牙膏狀的材料與水混合攪拌均勻制成黏合劑，再用一支粗針管順著起甲壁畫邊沿縫隙滴入、滲透至地仗里；待壁畫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紗布包著棉球，輕輕按壓，使壁畫表面保持平整、粘貼牢固。

　　看了演示，大家感到“打針修復法”很神奇，能使起翹的壁畫變得平整，非常適合莫高窟壁畫病害修復。捷克專家還作了一次壁畫修復的專題報告，理論結合實踐，讓莫高窟人開了眼界、受了啟發。

　　初期，在類似的瑣瑣碎碎的工作中，莫高窟的基礎保護進程逐漸加速。

　　孫儒僩在《我所經歷的敦煌石窟保護工作》一文中說，累積三四萬立方米的流沙，清除完了就完了；即便是已開裂或即將倒塌的塑像、空鼓起甲的壁畫，也是或修繕扶正、或修復加固，都是修舊如舊，什么痕跡也沒有留下。

　　的確，不同于研究出專著、有別于臨摹出畫作，在保護工作中“有些事情做了就過去了，沒有留下什么痕跡�！比缃�，夯土的圍墻已經倒塌，化緣安裝的窟門換了新顏，絞盡腦汁設計的“引水沖沙”、防沙墻、防沙溝、“導沙帆布筒”或許在今人眼里略顯“小兒科”，但在當時，件件樁樁無一不是開創性舉措，點點滴滴無一不是奠基性工作。

　　風過無痕，雁過無聲。即便沒有留下痕跡，第一代“莫高人”帶著溫度的手指觸摸過的每一寸莫高“肌膚”，帶著夢想的腳步丈量過的每一米莫高土地，每一個洞窟都知道，每一代“莫高人”也記得！

（來源：每日甘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