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受聘為西北師范大學榮譽教授

昨在西北師大做《從我的高密東北鄉出發》專場報告會

蘭州晨報記者魏娟 通訊員陳英皞 攝

　　9月18日上午9時，西北師范大學舉辦“博雅講堂：莫言先生專場報告會”，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任莫言蒞臨現場，做了題為《從我的高密東北鄉出發》的報告。西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陳克恭為莫言頒發了西北師范大學“榮譽教授”聘書。近千名師生現場聆聽，許多學生席地而坐，莫言和學生、教師進行了現場互動，回答了他們的諸多疑問。

　　報告會在“三人談”的輕松氛圍中進行，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曉琴擔任主持，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特邀出席。甫一開講，莫言就顯示出了樸實而幽默的講話風格：“非常高興今天能出現在這樣一個溫馨的演講場所，昨晚蘭州下雨了，我就在想，我干旱的故鄉高密下沒下雨，如果到現在播種小麥的季節下一場雨，農民會省很多錢。期待高密也能下一場雨，明年的高粱、小麥才會豐收，我寫了《紅高粱》，看到故鄉沒了高粱，心中會很悲涼。”

　　莫言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童年時的回憶，結合當年的城鄉矛盾、時代背景講述他的經歷和文學道路，闡述了一代人“愛故鄉恨故鄉，戀故鄉怨故鄉”的情結。而他對故鄉的愛恨情仇，也使他從故鄉高密走向諾貝爾獎，將一個濃縮的中國近代農村的美丑善惡呈現于世界。他解讀了自己的《紅高粱》、《豐乳肥臀》、《蛙》等作品的書寫背景和人性寓意，聚焦人的命運，表達人性的復雜。莫言與張清華、張曉琴詳細討論了自己各個時期的作品，張清華盛贊《豐乳肥臀》是一部偉大的小說。

　　●莫言先生專場報告會現場摘錄

　　張曉琴：1984年秋天，“高密東北鄉”正式出現在您的作品中，之后在《紅高粱》里寫到“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極端仇恨，高密東北鄉是世界上最美麗最丑陋、最世俗最超脫、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一個作家帶著對故鄉怎樣的愛才能寫出這樣的話？

　　莫言：這看似矛盾實際上很統一的一段話，是年輕時候的一段狂言，現在讓我寫我肯定不會這樣寫了，這種話怎么能寫到小說里呢。我們一直在說熱愛故鄉，但沒有人敢公開地承認仇恨故鄉，我這個年紀的人，回頭再看，對故鄉的感情很復雜。我在農村時，很仇恨它，想離開它，覺得太貧窮太落后，一天到晚辛勤的汗水灑到地上，但土地回報給我們的很少，總是吃不飽。所以千方百計地想逃離故鄉。那時農村和城市是天壤之別，農村的姑娘想嫁到城市，那時候的年輕人都想逃離農村。

　　逃離農村的其中一條路是上大學，但那時候上大學是推薦，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學習再好也沒用，對于這點我有很痛苦的感受和記憶，我小學三年級的作文曾拿到中學當范文，但我家庭出身是中農，小學沒畢業就回家了。所以實際上這條路是很窄的，能上大學的人很少。另外一條路是招工，但農村孩子招工的機會很少。還有就是闖關東，很多人也由此成為了“盲流”。

　　當我再拿起筆來寫農村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生活在城里的人，有了更高的認知和辨析的能力。那時，對故鄉不僅是恨，也產生了強烈的眷戀。我感受到了農村和城市差別，感覺到不斷擴張的城市對鄉村經濟、觀念的破壞和沖擊。我開始懷念我的故鄉，那里有著貧困但非常豐富、盡管簡單但非常充實的生活。我的故鄉成為了我文學的歸宿，是我面臨的需要深入開掘的礦藏。所以有了一種離開又想回去，回去又想離開的矛盾心理，就有了在《紅高粱》里直白、強烈的這種描述，現在我肯定不會這么寫了，我會寫“我的故鄉太可愛了”。

　　張清華：很多作家是走出故鄉，有了深刻的感悟，才拿起筆來記錄故鄉。魯迅先生的《故鄉》，表達的也是對故鄉的這種復雜的情緒。莫言的《紅高粱》是追懷古老原始的農村的影子，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稱“莫言的作品是世界性的挽歌”是非常準確的，這種挽歌就是對農業文明的書寫。莫言的作品是把農業文明的巨變放置在20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呈現出來，成為一首首歷史的挽歌。

　　莫言：在《紅高粱》中，我把動詞當形容詞、把形容詞當動詞，形容動物的詞語來形容人物，語言方面有一些大膽的挑戰、嘗試，這是受了詩歌的影響。那時候有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你這樣寫，我偏不這樣寫，我偏和你們唱反調。《紅高粱》是年輕人向傳統文學挑戰的作品，充滿了許多逆反的、惡作劇的細節。小說中有一段向酒缸里撒尿的細節，釀酒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偏要一個孩子撒進一泡童子尿，然后一缸劣質的酒反而變成了佳釀，這純粹是一個年輕人的惡作劇。《紅高粱》的選材也很邊緣，寫土匪抗戰。有人提出質疑，我解釋說這才顯示出抗戰的普遍性，深刻性，用最小的、最低的角度，反映最高尚的力量。

　　紅高粱也不僅僅是農作物，變成了一種哲學上的意向，營造出一種特殊的意境，但具體象征什么，作為小說家不用想那么多。假如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中的事物給出特別明確的象征指向，那么小說就會十分單薄。只有作家感受出但沒法明確說出時，這樣混沌的感受才能產生出更為廣闊的生動的韻味。

　　張清華：莫言寫出了許多與儒家文化有距離的作品，野性的、原始的作品。我在看了《豐乳肥臀》后堅信，這是五四新文學誕生以來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他描寫了中國原生民間社會的毀滅，結構宏大。《生死疲勞》則是對才華的揮霍，過于炫耀。

　　莫言：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是辯證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我希望批評家能多提意見，促使我有更多進步。張教授對《豐乳肥臀》全是贊美，的確是結構宏大、人物眾多，而另一個作品《蛙》人物少，相對單薄，這可能更符合西方人的閱讀習慣。《蛙》中只有一個主要人物“我姑姑”，她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人的命運有兩種，一種是外在政治經濟因素影響到的，另一種就是人的性格。這部作品的根本點還是圍繞著人物的命運來寫的。

　　我希望讀者在讀這部書的時候，回歸到文學的根本上來——讀人，看看這樣一個特殊人物的復雜性。外國作家寫不出來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歷史，無法放置到這樣一個矛盾中去，只有在中國這幾十年巨大的社會變革、發展中，才有可能產生小說中這些經歷驚濤駭浪的人物，最終使她人性深處的善散發出燦爛的光芒。

　　●莫言先生專場報告會現場互動

　　學生：您的作品中對人性的描寫非常全面，對丑與惡的描寫似乎融入了一種清醒的狂歡意識，但是對美與善的描寫相對含蓄、節制，請您談一談。

　　莫言：美是需要節制的，含蓄的美是最耐人尋味的。丑和惡是人性當中很有意義的一部分，從中能更清晰地認識到美的可貴，也是一面鏡子，照出人的兩面性。我寫的很多人物是丑和惡的，但他們身上也有美好的一面。我們有過一段避諱談論丑惡的時期，但只有把人性的丑和惡剖析得更清楚，才能看清美和善。對人性當中丑和惡的善意的夸張、狂歡式的描寫會產生深刻的美學趣味和哲學意蘊。

　　學生：由您的作品改編的電影《紅高粱》走向了世界，它與您獲得諾獎有沒有關系？

　　莫言：小說改編成電影，是一種傳播方式的改變，傳播到了更廣泛的人群。這部小說最早翻譯成外文，就是受到了電影的影響，這一點我一直是很坦蕩地承認的，沒有什么好避諱的。張藝謀這次改編和我的小說是旗鼓相當、勢均力敵，我的小說寫得不錯，他改編得也不錯。我不能直接回答電影和我獲得諾獎是不是有關系，追根溯源的話，電影為我們這批作家走向世界做了第一推手。（來源：每日甘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