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奮斗 我幸福】一個農民的40年）

今年，農民李漢武就整40了。

“說到40，除了年齡，你還會想到什么？”“前年的時候，我家里有40只羊。我打工掙到第一筆錢好像也是40元，記不清了，哈哈！”

面對記者的問題，李漢武笑著說。當問他是不是知道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時，他一拍大腿說：“嘿！怎么把這大事給忘了。”

1978年5月16日，李漢武出生在榆中縣園子鄉萬羊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而他也從記事起，就跟著父親放羊、種地、割麥子。

“小時候真的很苦，每到春節能吃上一頓肉就不錯了，平時就是粗面饅頭、洋芋干。”李漢武回憶起兒時的生活時說。

那時候，這個小山村只有十幾戶人家，但是每家每戶都有30多畝地，有的甚至有70多畝，但由于靠天吃飯，廣種薄收，收成基本上只夠一家人一年的口糧。

李漢武說，小的時候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村里沒有通車，也沒有人到過縣城或者更大的城市，只能聽大人們在一起閑聊，其實后來才知道，大家也是道聽途說。

村里沒有學校，李漢武上學要翻兩座山去最近的小學讀書，每天早上大概5點多出門，和養的一條狗踏上去學校的路。

“學校只有一間教室，窗戶沒有玻璃，用報紙糊的，夏天擋不住雨，冬天擋不住風。”李漢武說。

學校只有一個老師，卻教著五個年級的學生，一堂課先給一年級上課，然后依次往后。上半天就放學了，下午老師還要回家忙農活。

村里也沒有醫務室，他生病了父母要去三十多里路的地方請赤腳醫生，一個來回就是多半天。有一次，李漢武頭疼得厲害，等醫生第二天來的時候，他都感覺好了。

李漢武五年級畢業就不再上學了，因為中學要到很遠的地方去。“那時候我們上完小學就回家種地，感覺是理所當然的。”李漢武說。

小學畢業那年，李漢武12歲，已經成為了家里的“半個大人”，什么活都能干了。

“那些年，村里基本沒有什么變化，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夏天能用豆子換西瓜。”李漢武回憶說，具體從哪一年開始才有販子把西瓜拉到了村口，他也記不清了，只記得第一次吃西瓜的高興，把瓜皮啃得薄薄的，恨不得都吃掉。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李漢武18歲了。父母四處托人給他說親，結果一年下來，沒有一個成的，因為村里太窮，都不愿意嫁過來。

“后來還是我二姐換的親，因為我二姐嫁給我媳婦的哥，作為我娶媳婦的條件。”李漢武笑著解釋說。

如今，李漢武和媳婦生活了二十多年，不離不棄，相互扶持，十分幸福，更加幸福的是他們生了一個爭氣的兒子，三年前考上了西安交大。

在孩子讀書的問題上，李漢武十分堅決。為了讓兒子上縣里最好的高中，他從孩子上高一開始，就在蘭州打工，干了3年，過年都不回去。

“我沒想著孩子讀大學出來能掙多少錢，而是要讓他有知識，這個社會變化太快了，現在連種地、搞養殖都要有文化，沒文化什么都干不到人前面。”李漢武說。

李漢武這么說的根據來自于他的親身經歷。第一次外出打工是他新婚后的第二年，跟著外村一個親戚到蘭州一家工地上幫忙，因為什么都不會，只能搬磚，一天下來最多掙20元錢。

“只要有點技術，泥瓦工、木工都行，掙得就多。”李漢武的思想一下子得到了改變，以前覺得讀書沒用，打工就是力氣活，可是他發現自己錯了。

后來，李漢武想學點技術，但是孩子出生了，父親又身患重病，他必須留在家里一邊務農，一邊照顧家里，因此，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讓孩子多讀書，有知識。

原本，兒子就是李漢武唯一的希望，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近年來黨和國家的“三農”政策不斷疊加，而且越來越實惠，村里的面貌煥然一新，各家各戶的日子都好了起來。

這讓李漢武的思想觀念又一次發生了變化——在家務農也能掙錢。

2007年的時候，李漢武在政府的倡導下，將10畝地拿出來種全膜雙壟溝播玉米，結果每畝比小麥多收入500元。

2015年，李漢武的兒子正好考上了大學，在外打工的他回到了家里，而且貸到了精準扶貧貸款，開始養羊，效益不錯，一年下來，收入近1萬元。

“去年我給兒子漲了生活費，以前是一個月500元，現在是800元。因為我除了養羊，還種了百合，市場價格很好。”李漢武說。

從種小麥到種玉米、再到養殖、種百合，李漢武緊跟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家庭收入也不斷增加。

今年春節，兒子在為研究生考試做準備，所以沒有回家過年，李漢武兩口子每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兩件事：一個是百合要不要再擴種，另一個就是要不要考慮攢錢給兒子在西安買房。

在城里買房，這擱在5年前，李漢武說他壓根兒都不敢想。

“我要感謝黨呢，如果沒有這么好的政策，沒有這么好的教育環境，我們一個農民怎能過上好日子，怎能培養出來個大學生呢？”李漢武激動地說。（來源：甘肅日報 記者：白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