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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麥場上(本欄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報特約撰稿人 胡楊

　　中國的魏晉墓遺址大多在甘肅的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的魏晉墓遺址嘉峪關新城魏晉墓當屬精品。

　　嘉峪關市新城鎮的戈壁灘上，坐落著數以千計的古墓，它們是在歷史長河中積累而成的。目前已考古清理發掘了十余座。其中編號第一、三、四、五、六、七、十二、十三號墓都有壁畫，稱為壁畫墓。豐富的壁畫內容，從另一個側面更為形象地揭示了當時的社會風貌。是目前國內存留的魏晉時期最全面、最豐富、最有藝術特色的珍貴歷史文化資料。

　　無名的墓葬

　　關于嘉峪關魏晉墓，人們產生的第一個疑問，就是這些數以千計的墓穴為什么沒有碑銘，這是很多人所困惑的。因為沒有碑銘，墓主人的身份之謎至今仍然無法揭開，因為沒有碑銘，所有的推測就僅僅只是推測，無法準確地考證。嘉峪關魏晉墓之所以沒有碑銘，這還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說起。

　　眾所周知，我國的魏晉時代，是一個生靈涂炭、戰火紛擾的時代，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使璀璨的中華文明慘遭兵禍，之后的文明史中，魏晉遺存寥寥無幾。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西北地域周邊的匈奴、羌、氐、西域諸族及鮮卑等，因長期與漢族錯居雜處，形成共同經濟體制，民族間的差異逐漸減少，最后與漢族在互動中融合。尤其在河西走廊，有漢唐時期的歷史基礎，胡漢融合更是自然而然，所以在中原發生內亂之時，這里卻一直安寧，一些內地的逃亡者和士族紛紛遷入，形成了河西以及嘉峪關一帶的穩定與繁榮。嘉峪關魏晉墓的形成，也是這一時期社會形態的真實反映。

　　從歷史看，雖然東漢盛行墓前立碑，立碑之俗，不絕如縷。但到了魏晉之時，提倡節葬，曹操詔令禁碑，晉武帝亦認為：碑表私美，助長虛偽侈靡之弊，應予禁斷。然由于其勒名示后，頌揚顯宗之功用，仍有采用。《晉書·束皙傳》載：“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陸云死，“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晉書·陸云傳》)。孫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后刊石焉”(《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皷|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嵇)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晉書·忠義·嵇紹傳》)。范平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晉書·儒林·范平傳》)�！皡菄鴥仁酚萏稙樘�伯立碑”，“闡制其文”(《晉書·文苑·庾闡傳》)。陶侃死，“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于武昌西”(《晉書·陶侃傳》)。扶風王駿死，“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晉書·扶風王司馬駿傳》)。這些碑刻有的立于墓側，也有的未立于墓側，但魏晉之時仍有墓碑存在可以確認�！端螘�》卷十五《禮志二》：“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太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后，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于是至今�！币虼瞬荒苷J為考古材料發現得較少，就認為：“魏晉之世，禁止厚葬及在墓前樹碑立闕。至此，東漢盛極一時的墓碑頓時趨于消失。”(徐吉軍、賀云翱《中國喪葬禮俗》)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嘉峪關魏晉墓沒有出土相應的墓碑，是符合當時的歷史現實的。

　　魏晉時期的墓葬形制

　　魏晉時期，由于多行“不封不樹”的薄葬政策，墓葬形制較漢代有了一個大的演變進程。雖然魏晉然墓葬形制仍承襲了漢制，但這種演變仍然是革命性的。那就是墓葬由多室向單室過渡。像河南洛陽地區發掘的魏晉墓群，大型墓仍然保持雙室的布局，但明顯已有單室化的趨勢，這就是魏晉墓葬的演變趨勢。包括初步認定的晉武帝峻陽陵及晉文帝崇陽陵經鉆探都是單室墓，說明以前后雙室，前、中、后三室等多室區分墓主的等級原則，已趨于衰減。

　　那么嘉峪關魏晉墓為什么還存在二室和三室這樣的墓室形制呢？

　　嘉峪關新城鎮附近廣闊的戈壁灘，在十公里的范圍內，散布著數以千計的魏晉墓，1972年至1979年，共發掘13座，其中8座是彩繪磚壁畫墓，墓室有二室和三室兩種。三室墓由墓道、墓門、門樓、前室和后室組成，二室墓無中室。墓道為斜坡式，墓門上方均有高大的門樓，高達5米、9米甚至11米，寬2米，門樓上部嵌雕磚或彩畫磚，多者達十余層，雕刻有斗拱、側獸、托梁力士、托梁獸、雞首人身、牛首人身、雷公等造型。彩畫磚有虎頭紋、青龍、白虎、朱雀、麒麟等圖象。這樣豪華的墓葬，應該說與那個時代官方主流意識所倡導和規定的制度有所違背。

　　魏晉時代，不僅是墓葬的規格，既是明器，也有所限制。 《晉書·禮志中》中說：“宣帝豫自于首陽山為土藏，不封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從以上的歷史記載可以看出，經歷了魏晉的薄葬之后，前朝的墓葬風俗有所改變，像漢代以來流行的庖廚、家畜、家禽模型的明器趨于衰減，銅器更是罕見，漆器數量亦顯著減少。在舊的風俗逐漸破除之時，又有新的墓葬方式開始興起。比如，以牛車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鎮墓獸在內的隨葬模式慢慢盛行，尤其是南方長江流域的瓷制明器成為器皿隨葬的主流。從三國時期的瓷質壺、罐、碗、燈、缽、盂、羊、虎子，到西晉時期的壺、扁壺、唾壺、碗、洗、硯、薰、鎮墓獸、谷倉罐，再到東晉時期的盤口壺、雞首壺、方壺、香薰、水注、唾壺、虎子，這些墓葬明器的加入，無一不反映出當時士族及貴族人物的真實生活。

　　那么，為什么嘉峪關魏晉墓還會有如此的高規格和高檔次呢？有專家認為，可能是墓主人的身份較高，關于嘉峪關魏晉墓墓主人的身份，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謎，不能作為一種合理的推斷。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魏晉時期，實行“不封不樹”之制，是推行薄葬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曹魏時期到東晉都是如此。《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中記載：曹丕臨終“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從那以后，陳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袞也依父兄終制。其后有司馬懿“于首陽山為土藏，不封不樹”。王祥遺令“勿起墳隴”(《晉書·王祥傳》)，石苞終制“不得起墳種樹”(《晉書·石苞傳》)�；矢χk《篤終》曰：“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睆囊陨系臍v史記載，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魏晉時期，“不封不樹”之制自上而下是實行過的。嘉峪關一帶地處偏遠，居住在這里的人，除了少數土著，基本上是從內地遷徙而來的流民和士族，漢文化厚葬的習俗根深蒂固�！安环獠粯洹敝�制的推行，只做了表面文章，而深埋于地下的墓穴，卻是超規格地豪華，想一想，在西北邊地生活的人們，這一點也算是一種自我安慰吧。再說了，節儉安葬的推行，“自上而下”，畢竟是要經過一段時日，可能就是在新舊制度的交替間隙，嘉峪關魏晉墓出現了一個特例。

　　壁畫中的神農崇拜

　　漢代以后，河西走廊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漢武帝“列四郡、據兩關”戰略措施的實施，河西長城的修筑，絲綢之路的暢通，使經濟文化的交流空前活躍，加之大量的移民實邊，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大片荒地的開墾利用，農田水利的興修，使耕地面積擴大，使農作物的生長有了物質保證。到了魏晉時期，河西走廊出現了畜牧天下饒、農桑賽江南的局面。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嘉峪關魏晉墓的磚雕和磚壁畫所呈現的喪葬風俗，有一些與農俗活動有關。

　　嘉峪關魏晉墓墓室前部有高大的照壁，照壁上分布著多種仙瑞靈異造型磚，中心部位筑一閣門，上畫雙虎。閣門兩側列雙闕，其上浮雕人身牛首與人身雞首圖像。照壁的壁面分層有浮雕獸頭、人身羊首等，這些都與傳統的農神崇拜有關。一般來說，在遠古傳說的神話中，農神即炎帝，是人首牛身之神�！端囄摹芬�《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首牛身，長于姜水，有圣德，都陳，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種谷，故號神農氏。”在漢畫中炎帝神農氏已徹底人神化�！端囄摹芬�《易》曰：“神農氏作，析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薄痘茨献印�時則訓》云：“南方之極……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备哒T注：“赤帝，炎帝也，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倍�鳳凰即朱雀，南方之神鳥，故而可知這牽鳳凰、持宋耜者乃為南方火德之帝神農。嘉峪關魏晉墓中亦有青龍、白虎、朱雀、麒麟等圖像，可以想象，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帶來了根植于自己靈魂土壤中的文化。而且，有關神農的形象，也經過不斷的演義，有所變異。

　　古時候，對于農神的祭祀，已經形成了風氣，到了漢代，祭祀農神已成為一種定制�！翱h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于乙地……”�！罢�月始耕，盡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注引《漢舊儀》曰：“春始東耕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魏晉時期，嘉峪關一帶開墾荒地，大批內地而來的士、農、工、商，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農業的豐歉，主要還依賴于風調雨順，而天有不測風云，這就為農神崇拜奠定了自然基礎。民以食為天，春種秋收，人們都懷著敬畏的心情對神農充滿了祈求。比如在驚蟄的那一天，嘉峪關一帶的鄉民都要用油煎雞蛋或水煮荷包蛋慶賀萬物復蘇。到了四月初八，莊稼長勢良好，廟會上人潮涌動，這一方面是為佛祖上香，另一方面，也表達對神農的感激之情。在鄉野，儒、釋、道及各種神靈崇拜是共存的，但求得心理慰藉的目標卻是一致的。

　　嘉峪關一帶，人們在祭祀神、信奉巫術的同時，堅信踏實耕種才是帶來好收成的根本。在嘉峪關魏晉墓一號墓、三號墓、四號墓、五號墓、六號墓、七號墓、十二號墓、十三號墓出土的大量磚壁畫中，反映人們辛勤耕種勞作的畫面比比皆是。如犁地：一人一牛一犁，畫面中農夫一手攥著韁繩緊握犁把、一手舉鞭，耕牛前曲后躬，力度感強烈，生活氣息濃厚。耙地：一褐衣、披發的少數民族農夫蹲在耙上耙地，其夸張性的發式和衣著，突出了勞動者的身份。據史書記載：羌人“披發覆面”“衣裘褐”，由此推斷該農夫為羌族。農耕文化對游牧民族的巨大影響也可略見一斑。耱地：一農夫左手執鞭，右手攬著韁繩，利用身體的自重，站在二牛抬扛牽引的耢上耱地。耢是用來碎土保墑的農具。這幅磚壁畫是我國最早的二牛抬扛的形象資料之一。播種：一農婦在前播種，一農夫隨后舉牖碎土。播種者左手抱盆，右手高高揚起，有節奏地撒種，動作嫻熟地翻土、碎土。勞動的場面有條不紊。采桑：中間一棵桑樹，左邊一赤足女童，雙臂系彩纓，胸前掛著器物，高舉雙手正在采摘桑葉；右邊一赤足剪發婦女，正抬手采摘桑葉。揚場：一農夫手持四股叉揚場，糧堆上有一只小雞，農夫身后也有兩只雞，小雞前來偷食的興奮，反映出了農夫收獲時的喜悅。打枷：一農夫手持木枷打場，枷為脫粒的農具，由長柄的一平排的木條或竹條構成。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魏晉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從這些耕田、耘地、收獲的農事畫面中可以看到漢代的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付出的辛勞，而這些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他們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是社會文化中最偉大的文化，而且也是社會文化其它方面的基礎和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