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州弘化寺考（詳細解讀本）

郝厚璋  劉開柱

（本文對于吐谷渾陵區發掘、研究、旅游開發乃至西部地區的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涼州弘化寺，始建于約武周圣歷二年(公元699年)，系專為弘化公主祭享所建，后演變為吐谷渾王室祭享場所，是吐谷渾陵區最主要的地表建筑之一。其建筑為唐式風格。1958年大煉鋼鐵時被毀。

《武威縣行政區域圖》（1975年繪制）標作“紅花寺”。《五涼全志校注》（1999年6月版）：“弘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武威縣志》：“宏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陜西通志》：“宏化寺，在武威縣，城南四十五里。”《唐會要·和蕃公主》卷六曰：“宏化，宗室女”，“降吐谷渾慕容諾葛缽。”〈宋〉《冊府元龜·外臣部》卷九百九十九曰：“吐谷渾主河源郡王慕容諾曷缽來朝，以宗女為宏化郡主以妻之。”顯然，“宏化公主”“宏化郡主”就是弘化公主其人。解放前不見“紅花寺”之名，明顯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改名風中掃除封建迷信的結果。后世所謂“紅花寺”“宏化寺”實系唐建弘化寺，猶如“慕容諾葛缽”“慕容諾賀缽”與諾曷缽為同一個人是一個道理。

無論是名叫弘化寺還是名叫“宏化寺”，都兼有禮尊弘化公主和“弘揚化育”“廣化眾生”的雙重寓意，是弘化公主在吐谷渾民族心目中神圣地位和吐谷渾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統一，也與武則天抬尊女權的思想相一致。由于時曠千年，朝代更迭，兵燹頻仍，人口遷徙，特別是在異族占領下隱藏真容的需要，以致后世不知“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了。

揭開后世對弘化公主、“宏化公主”的混稱和特定歷史時期隱真圖存等神秘面紗，其中的包藏遠不止這么簡單。相比于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寺名的含義好像表面上一致，實則大不一樣。進一步說，弘化為“弘揚化育”之義，宏化為“廣化眾生”之義，這個表面相同的背后，其實是與吐谷渾人最早傳播佛教、最早推動佛教本土化本族化的歷史淵源相一致的。吐谷渾人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是將本民族祖先置于與佛祖同等尊崇的位置祭奉的。

這一點，可以從拉薩布達拉宮對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祭奉等等方面得到印證，畢竟吐蕃王國與吐谷渾王國同在青藏高原、同奉佛教，且時代相續，習俗相承。也就是說，“宏化寺”的同名背后，其實是不同的淵源、不同的祀主、不同的祭拜目的。這個不同的根本點就是，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供奉的是佛，涼州弘化寺真實的祀主是弘化公主，即主要祭奉對象為弘化公主其人。該寺，無論是名叫弘化寺還是名叫“宏化寺”，一字之異中的音同、義同背后隱藏的是同一個人名、同一個人物，即“宏化”就是弘化公主其人。須知，與漢族不同的是，游牧民族是祠、廟、寺不分的，統統都叫寺，也就是將祠、廟、寺的功能統一于寺，把祖先與諸佛同寺祭奉。

說白了，游牧民族只有寺，沒有祠、廟，有些寺院等同于漢族的祠、廟功能，其真實的祀主是祖先，只不過伴雜了諸佛因素而已。同寺祭奉的諸佛，不管是主祀還是陪祀，都是祀主生前認定的佛，只是代表祖先受納香火而已。至于教祖與佛祖同寺祭奉的，就更為普遍了。

這一普遍性，崇信佛教的任何一個游牧民族的現存寺院都是最好的例證。作為最早傳播佛教的游牧民族，吐谷渾民族更不可能例外。一句話，不論表面上怎么變幻，終歸掩藏不去“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的本來面目。

該寺的設立，系當時情勢所迫。據“涼州之南山”出土的吐谷渾王室墓志記載，弘化公主正式出嫁于吐谷渾可汗諾曷缽的時間是貞觀十七年（643年）。“垂拱四年（688年）諾曷缽卒，子忠（慕容忠）嗣。” “圣歷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弘化公主與慕容忠同日去世。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吐谷渾的55年，弘化公主始終是吐谷渾民族團結統一的旗幟性人物，更是亡國后的吐谷渾民眾渴望復國的信念所系和民族向心力象征，其存歿所系乃吐谷渾民族的團結穩定甚至事關各部落的去留前途。她的猝然去世，特別是與吐谷渾可汗慕容忠的同時去世，并生的是民族號召力的冰崖式脆斷，流離故土的吐谷渾民族面臨著人心離散、四分五裂的嚴峻局面。人心歸一的問題，就成為弘化公主身后一系列矛盾的關鍵中的關鍵，也成了當時非解決不可的當務之急。一如既往地抓住弘化公主這個關鍵性人物，繼續發揮弘化公主的旗幟性作用，是拴束吐谷渾族心民心的現實選擇中的最佳策略。該寺既是對吐谷渾上下共同心愿的政治回應，也是弘化公主的禮制身份級別與葬制配享標準相對應的基本地表配置，體現了武則天時代對吐谷渾民族始終如一的尊重和關鍵時刻的堅定支持，展現了大唐王朝懷柔四方和禮治天下的文明大國風范。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大造佛寺的一個高峰時期，特別是在武則天、韋后的操弄下，寺觀之泛濫、夸奢之極致超出今天所有人的想象。據《資治通鑒·唐紀》記載：“（皇）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造寺不止”。“諸武（氏）、諸韋（氏），造寺度人，不可勝紀”。“（唐）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追薦父母祈壽祈福是營造寺觀的基本目的。“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庚午，太子（李治）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荷澤寺，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為武太后追福所立。”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為母親建造了“窮極華麗，為京都之名寺”的長安罔極寺。為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用錢百余萬緡”。高力士“于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上行下效，為追薦超度父母專門建造寺院的風氣遍及全國各地。涼州作為佛教東漸過程中最早的“千佛之國”，又是漢唐時期“西出長安第一大都會”，自然不會屏絕時髦而甘于人后。同樣，作為深度佛教化的吐谷渾民族，又怎能外身于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寄名佛是早期佛教本土化本族化過程中最為普遍的形式，在游牧民族宗教信仰中一直保持至今，漢族在佛教中國化過程中也不例外。為了“以釋教開革命之階”，武氏、韋氏把佛教與政治服務相結合，在佛教武氏化政治化全國化方面不遺余力，寄名佛成為一時風尚。“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二月，庚午，毀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天宮寺，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貞觀六年立為寺”。“福先寺，游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福先寺”。“安國寺，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為崇恩寺，后改為衛國寺。景云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為安國寺”。這類由祠由廟由享殿由廬墓甚至由故居由藩邸由宮觀由遺跡演變為寺院的比比皆是，只是局外人不知底里罷了。松贊干布建立的吐蕃王國比吐谷渾王國晚300年，雖然其佛教化肇端于文成公主的下嫁，但脫胎于吐谷渾王國的吐蕃王國，總其文明化過程自然無可回避地承續了吐谷渾王國的習俗。《西藏王統記》記載，松贊干布有一次外出，看到一棵金光閃閃的檀香樹，用斧子砍開，出現了一尊觀音像，將此帶回了布達拉宮。這個傳說講述的其實就是這尊觀音像是用檀香木制作的，是松贊干布讓工匠制作的，且是松贊干布生前認定的佛。

因為是吐蕃王國國父松贊干布遺留的圣物，于是這尊觀音像就被神化為松贊干布的化身，與松贊干布同尊供奉，受到信徒們世世代代的膜拜。對這尊觀音像祭奉的背后，其實就是對松贊干布其人的祭奉。吐蕃王國早期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如此，比其更早佛教化的其他民族包括漢族、吐谷渾民族其早期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也大體如此。建立寺院，是任何一個民族佛教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過程，漢族、吐蕃經歷了這個必然的過程，相信更早傳播佛教的吐谷渾民族也不可能只信佛教沒有寺院。對于游牧民族來說，寺院就是族心民心的根本所系。試想，面對弘化公主逝世并生的矛盾和危機，還有什么能夠拴束住時刻會分崩而去的吐谷渾民族？作為一個信仰高于生命的游牧民族，除了借助弘化公主這面旗幟，還有誰能對當時的吐谷渾民族具此強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當此危機之秋，不要說為弘化公主，就是為吐谷渾民族專門建造一所寺院，有什么不可？即使簡單的邏輯，吐谷渾是一個最早傳播佛教的民族卻沒有一所寺院，怎么可能？

葬制是禮制的具體化，也是宗教信仰的具體化。各民族的佛教本土化本族化與葬俗結合得尤為緊密，類如漢族的葬俗，無不是與禮制與皇權與地位的緊密結合體。按照唐朝初期的葬制，有品級的人物傍墓建立享殿、廟，三品以上及功勛封賜的還有資格建祠祀奉，每個家族、門庭都有資格設立宗祠、堂屋，甚至還有為活人設立生祠的習俗，名望家族往往還別建寺觀以為日常的超度追薦，其功能界分是很系統的。游牧民族則不然，是把祠、廟、祠堂等等等等的功能集中于一體，統統都體現為寺的形式。由于歷史的淵源，吐谷渾民族是一個高度漢化的民族，而且其佛教化、禮制化的程度之深之廣之早遠高于同期的任何一個游牧民族，特別是后期。按照禮制級別，弘化公主的配享標準當為一品。

弘化公主墓的建筑規格，以及吐谷渾王室墓葬配享器物的高度禮制化佛教化，也印證了這一點。也就是說，弘化公主之葬，如果缺了與其身份相匹配的地表建筑，即便是按照大唐禮制，即便是按游牧民族對佛教的尊崇，也說不過去。視宣言佛教為武周革命根本的則天女皇，為“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弘化公主建一座寺院不正是情理之必然嗎？何況要長期面對吐谷渾王室的春秋四祭和分散四方的吐谷渾民眾的遠來膜拜，如果沒有莊嚴肅穆的專業場所，路徑的標識、隨時的朝祭、日常的超度、浩大的儀式將何所措置？地理的關聯性、實物的時間性、歷史的契合性是最具說服力的硬證據，這也是任何假設都繞不過去的幾個強制性，這恰恰正是涼州“宏化寺”與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的最大不同處。統籌考慮帝王陵葬的隱秘性、對王室子孫各墓葬的覆蓋性、祭祀的便捷性和集中性，集中統一的地表建筑是必不可少的起碼配置，這是任何一個陵區建設都必具的系統性規劃。迄今為止，“涼州之南山”已先后出土吐谷渾王室墓葬10處。弘化公主墓以山為穴，密處深山之中，尋找十分困難，道理崎嶇難行。

其前又以兩條大河為阻，河水浩大，尋常不可過。吐谷渾王室成員各據高山為葬，分散面極廣。涼州這所“宏化寺”正好位于弘化公主墓東西正向水平線略南不遠處的平川地帶，恰在總山脈之綱、當水脈之匯的要樞位置，且緣山是一道清晰分明的斜切線，如果按此線向兩端延展出去，有西抱青藏高原，東擁上隴、陰山以至遼東而引帶萬里山河之勢，還能是什么意思？就拿這一條，還能說涼州這所“宏化寺”與其他名叫“宏化寺”的寺院在內涵上一樣嗎？假定涼州這所“宏化寺”設立于唐朝后的猜想還能支持得住嗎？如果聯系弘化公主王后身份所在的吐谷渾民族，聯系弘化公主去世時的時代背景，聯系武則天時代的政治風格，聯系“涼州之南山”對吐谷渾民族來說是什么地方，聯系涼州在千年歷史上的風雨變換，“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難道還不夠清楚明白嗎？

涼州的寺院盡管在晚唐以后的近千年經歷了無數次民族戰爭的殘酷洗禮和宗教戰爭的長期覆蓋，但戰爭消滅不了信仰的頑固性，更不可能把一切歷史印記消滅殆盡。寺名是宗教信仰流派的標識，無故不更名，更名必有原。寺名的頑固性是以宗教信仰的頑固性以及包藏其后的歷史淵源為支撐的，是古人在歷史的風云變幻中設法保存下來的重要歷史線索。能夠在易名復名的反復中頑固堅持下來的寺名，包藏其后的歷史淵源更是非同一般。理論上，弘化寺又被名為“宏化寺”，以諱名和后建的可能性為最大。表面上看，這些可能性哪個朝代都有。但經過仔細排查，假定為宋、元、明、清的所有可能性都不成立。

自周公定禮制以來，禮制是貫穿中國社會幾千年的一根繩子，尤其在葬制上官場上體現得最為集中最為一貫。避諱是禮制最基本的內容，也是封建王朝最為廣泛的一條官定規則。據《舊唐書·列傳第十七》卷六十七：“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唐朝名將李勣（594-669年），原名叫徐世勣，字懋功，被民間呼作徐茂公正是其人。投奔唐高祖李淵后被賜姓為李，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在唐高宗永徽年間他又將名字李世勣諱名為李勣了。人名如此，寺觀的名稱也同樣如此。“庚寅，敕（詔令）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后聽之”。唐中宗、唐玄宗時代對武氏、韋氏的政治清算以這兩道敕令最具代表性。“興唐寺，太寧坊。神龍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為興唐寺。”不僅人名必須避諱，連同武氏、韋氏相關的一切都是敏感詞，都屬于萬萬要設法諱避的政治言事序列。

改為同音字是避諱的一種方式。歐陽修（1007-1072年）主編的《新唐書》，司馬光（1019-1086年）主編的《資治通鑒》，以及成書于后晉940-945年期間的《舊唐書》，均寫作弘化公主。《唐會要》《冊府元龜》，均寫作“宏化公主”。顯然，弘化公主又寫作“宏化公主”類別上屬于同音避諱。這幾部著作的成書時間都在北宋宋仁宗之前。換言之，弘化公主又寫作“宏化公主”的時間不會晚于宋仁宗時代。據查，歷史上的皇帝名字、年號等等必諱類別中，“弘化”稱謂涉諱的不多，宋仁宗（1076-1100年）之前只有唐高宗最末的一個年號叫<弘道>（683年12月啟用，實際使用期僅一個月），還有一個是唐高宗的太子李弘。按輩分算，弘化公主（623-698年）與唐高宗（628-683年）李治是姐弟平輩關系，太子李弘（653-675年）屬于弘化公主的侄子輩。皇帝除外，按照諱長輩不諱晚輩的規矩，弘化公主避諱晚輩不合規矩。所以，弘化公主諱名為“宏化公主”是避諱太子李弘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弘化公主墓志》曰：“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可以為證。就是說，在武則天改封其為“西平大長公主”前，即至少在唐高宗去世之年683年前叫“大長弘化公主”。“賜姓曰武”更說明了，其“大長弘化公主”稱呼的持續至少要到武則天正式登基當女皇的690年，即至少在這個時間點之前不曾存在過諱名為所謂“宏化公主”的可能。基于這個排除，以弘化公主逝世的時間698年，加上有關弘化公主又寫作“宏化公主”的著作撰述年代、版本初刊年代、編著者生卒年月等推，弘化公主又寫作“宏化公主”，顯然是出于避諱唐高宗年號<弘道>的原因。因為版本的時間線很明晰。寫作“宏化公主”的《唐會要》《冊府元龜》《舊唐書》成書時間均在《新唐書》《資治通鑒》之前。特別是《唐會要》《舊唐書》的成書年代在五代之前，均早于宋朝。《唐會要》之所以寫作“宏化公主”，是因為《唐會要》的前半部高祖（李淵618-626在位）至德宗（李適779-805年在位）九朝史事40卷，其作者蘇冕（734-805年）是唐朝人，本朝人述本朝事必須避諱。后晉天福五年(940年）到后晉開運二年(945年）期間成書的《舊唐書》之所以寫作弘化公主，是因為下令編修《舊唐書》的是五代的后晉皇帝石敬瑭，石敬瑭異朝異姓，他不必為先朝李唐避諱。《冊府元龜》只是個個例，因為《冊府元龜》雖然是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開始編修的，但所據資料采自南唐（937-975年）保存下來的唐朝內府文檔和唐朝人的著作，即主要是依據唐朝人蘇冕編修的《唐會要》40卷和唐朝內府文檔來參錄唐高祖以下九朝史事的，特別是本于“粵自正統”“禮樂沿革”，即謹守禮制規矩編修，所以保持了唐朝人避諱的記述，以示所據更原始，更為了保證在本朝不犯可能涉嫌不尊君的政治性錯誤。也就是說，弘化公主諱名為“宏化公主”的時間范圍不可能在唐朝之后，因為后來的朝代沒有必要為先朝避諱。“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很清楚，至少在武則天改封其為“西平大長公主”之前，其“弘化”的封號稱謂沒有改變。在中國古代，犯諱的后果很嚴重。《舊唐書·列傳》曰：“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后。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李賀（790-816年）的父親名字叫李晉肅，與“進士”同音，由此連李賀參加進士考試的報名資格也被取消了。據查，諱同音是唐朝后期因為避諱泛濫才出現的，至少在唐玄宗之前沒有諱同音的說法。可見，弘化稱謂避諱為同音的“宏化”，其時間范圍不會晚于不諱同音的唐玄宗（712-756年）之前。只諱本朝是避諱最基本的規矩，諱父皇是任何一個皇帝繼位后的第一件事。《舊唐書·本紀》卷四曰：“辛巳，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六月，剛剛繼位的唐高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涉諱父皇李世民的官名“民部尚書”改名為“戶部尚書”了。《資治通鑒·唐紀》記載：“壬寅，以姚遠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元之原名叫姚崇，為了避諱唐玄宗<開元>年號，在任命他兼任紫微令的時候，他又改為原名叫姚崇了。顯而易見，不僅當朝皇帝的名字要避諱，當朝皇帝的年號也在避諱之列。當朝凡涉諱的人名、官衙、官名等等等等都得遵從這個規矩，沒有例外。唐中宗李顯是唐高宗李治（628-683年）的第七子，唐中宗（705-710年在位）時代避諱父皇唐高宗當然是第一等的大事，也是對臣民政治忠誠度的測試，誰都不敢犯糊涂。唐中宗于705年“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故，弘化公主諱名為“宏化公主”的具體時間是705年，精準無誤。

唐朝建立后，為了擺置“天子七廟”，李唐王室追宗述祖，以二千多年前的道教之祖老子李耳為祖源，尊道教為國教。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自是（皇）上每視事，則后（武則天）垂簾于后，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因為“（唐）太宗崩，武氏（武則天）隨眾感業寺為尼”的歷史機緣，即將登基的武則天援引《大云經》所謂“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來宣言其女皇的合法性，“癸卯，制（詔令）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于道教之上”。“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云寺一區，藏《大云經》”，以對《大云經》、大云寺推廣的積極不積極作為對效忠武氏集團政治忠誠度的測試，“狄仁杰以吳、楚多淫祠，奏（請示）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用推動佛寺建設全國化遍地化為手段，以佛教取代道教的主導地位，借以行剪除李唐宗室之實，“立崇先廟以祭祀武氏祖先”。對這種剪除，駱賓王起草的《代李敬業討武曌檄》的描述句句不虛，字字到位：“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受盡武則天剪除之害的唐中宗以及李唐宗室，對武則天自然是“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出于對武則天的政治大清算，唐中宗繼位之初，針對寺觀的整頓無遠弗及，達到了渉武必懼，凡武必諱的程度。作為武則天手筆的弘化寺，當然在唐中宗初年的肅清之列。由于事關與吐谷渾的民族關系，具體辦法上采取了同音避諱的技術處理，弘化寺就諱名為“宏化寺”了。這也與弘化公主諱名為“宏化公主”保持了一致，保持了弘化公主在吐谷渾民族中的形象和威望的連續性，體現了大唐王朝對吐谷渾民族和弘化公主一如既往的尊重。所以，除了避諱唐高宗的年號<弘道>外，弘化寺諱名為“宏化寺”，更多地是根由于唐中宗初年對武氏集團政治影響的全面大清理。故，弘化寺諱名為“宏化寺”的具體時間是唐中宗初年，絲毫不差。

至于以弘化公主封號作為寺名的問題，據《資治通鑒·唐紀》，魚朝恩以“所賜莊（院）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魚朝恩所建的這所<章敬寺> ，就是以“章敬太后”的封號命名的。“昭成寺，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立為安樂寺。韋氏誅，改為景云寺。尋又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寺”。這所<昭成寺> ，就是以“昭成皇后”的封號命名的。處于同一個時代、同一種時俗，又同樣是一族王后，弘化寺以弘化公主的封號命名，難道不是同一個道理嗎？試問，還能再找得出將弘化公主威望融合于佛教“弘揚化育”“廣化眾生”這樣的更高明的辦法嗎？又，《唐會要》卷四十八：“寶應寺，道政坊。（唐代宗李豫）大歷（766-779年）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郎王縉，舍宅奏為寺。以年號為名”。意思就是，神都洛陽的寶應寺，是王縉通過向朝廷申請由自家的府第改造為寺院的，<寶應寺>這個名稱就是以上一代皇帝唐肅宗的年號<寶應>（762-765年）為名的。“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為龍興寺觀”。唐中宗（705-710年）初年特別下旨，將武則天時代標榜“武周中興”的天下所有名叫<中興>的寺院和道觀一律改為<龍興>，以暗合他的新年號<神龍>。可見，以年號、封號為寺名借以祈福祈壽，這是唐朝的一種風尚。用弘化公主的封號稱謂作寺名，正是這種風尚的必然，不僅為散處四方的吐谷渾人的尋根問祖樹立了明確的地理標識，對吐谷渾人的民族歸宿感自豪感也是大大的滿足和提升

按照大唐王朝民族關系事務慣例、藩屬民族管理程序、弘化公主宗籍管理規矩、吐谷渾王室與大唐王室武周王族的倚重關系等等，作為與吐谷渾民族的重要聯系紐帶，弘化寺之建必出自武則天敕賜，弘化寺諱名為“宏化寺”也不排除唐中宗敕賜的可能性。敕賜的證據，就是“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這句話。

《弘化公主墓志》曰：“以圣歷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寢疾，薨于靈州東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從早幾年開始，圍繞武則天的繼承人是應該姓李還是姓武的斗爭就已經白熱化了。姓李還是姓武的問題，關系到皇位是永遠姓武下去還是要回歸到李唐王朝旗號下的根本性原則性歷史性的大問題。在這個意味著劃時代的關鍵節骨眼上，李武雙方都寸步不讓，屢屢面折廷爭，株連起好多血案。武則天是要決意以武周王朝取代大唐王朝的，是一心要傳位給武家侄子的。為了太子之位，武家門里是彈冠相慶，內引外聯。神功元年（697年）正月“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侯（恭候于）（張）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諛稱）（張）易之為五郎，（張）昌宗為六郎”。其中還夾雜了是傳女還是傳男的問題，武承嗣、武三思與太平公主又勾結又斗爭，不亦樂乎。恰在弘化公主去世的698年，立太子的較量達到了熾熱沸騰的高潮階段。圣歷元年春二月“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也就是這一年，在狄仁杰等樞臣的巧妙運作下，太子姓李還是姓武的事情終于迎來了轉機。“三月，己巳，托言廬陵王（李顯）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韋氏）、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洛陽）”。雖然事已至此，但武則天還是委決不下，在吉頊等樞臣的關說下，直到這年八月才算塵埃落定。“甲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九月，戊辰，皇嗣（李旦）固請遜位于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恢復原名李顯），赦天下”。傳位于兒子還是侄子、男嗣還是女嗣的問題總算終于明確了，但傳位于武氏的決心是鐵了心腸的。圣歷二年（699年）“正月，壬戌，以皇嗣（李旦）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辛亥，賜太子（李顯）姓武氏，赦天下”。為了安撫武家人，武則天大量提拔武氏子孫，對太平公主大加封賞，抬“武”壓“李”的戲碼接二連三，直到“冬十月，丁亥，太子、相王（之）諸子（嫡子）復出閣”。沒搶到太子熱位的武家死不甘心，李武兩家仍在明里暗里大較勁。“太后春秋高，慮身后太子與諸武不相容”，為了保證兩家子孫在她身后的人身安全，“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圍繞這場曠日持久的傳位太子爭奪，疊加移除李唐宗廟的事，立明堂“以祭祀武氏祖先”的事，等等，連年來可謂血海沸沸。周興、來俊臣就是專門干這個事的。“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這是李唐宗室的血拼至暗時期。

基于李武雙方為江山社稷魚死網破斗爭的歷史背景，給弘化公主“賜姓曰武”這事，字面上看似乎很簡單，事實上根本不簡單。從史料看，弘化公主出嫁后回娘家省親至少三次，這在唐前歷朝下嫁公主中或許是僅此一例。在字數有限的國史中，有關弘化公主的記述所占的頻次和字數是下嫁公主中最多最詳的，僅次于太平公主等幾個當紅的非下嫁公主。從身為局外人的史官筆下就可以看出弘化公主在李唐宗室心目中的好感和人緣。到了武則天當上女皇的武周時期，弘化公主已然是李唐宗室的老字輩了。在李唐宗室與武氏集團的較量中，作為老字輩的弘化公主其政治分量是不言而喻的。“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意思就是武則天不僅改賜了人家一個封號，還連帶把人家的姓也改了。其要害性在于，“賜姓曰武”等于門戶改叛，對于李唐宗室具有政治性大瓦解、致命性大殺傷的標志性作用。身為李唐宗室嫁出去的公主，在李武較量中，弘化公主當然會毫無選擇地站在李唐宗室一方。如果是在生前，要改封其為“西平大長公主”是沒有一點問題的，但如果要“賜姓曰武”，這是肯定要惹出事情的。俗話說，站在娘家門上的老姑奶奶大過爺，惹天惹地惹不得姑奶奶。為了避免引發更多的矛盾糾纏，對于這位娘家門里三朝元老級的老姑奶奶，登基之初的武則天是萬萬不敢惹騷的，這對武氏集團確實是個棘手的難題。所以在弘化公主生前武則天是絕不敢提“賜姓曰武”這碼事情的。利用弘化公主逝世的時機，一道“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圣旨，輕輕松松將弘化公主攬入武姓宗譜里，不再關乎她本人同意不同意，火中取栗，一舉成功。一個“賜姓曰武”，淬火加鋼，指鹿為馬，讓李唐宗室徹底絕望，亦為“賜太子姓武氏”上顏色、試態度、作鋪墊，倒逼出那些反對分子。“賜姓曰武”的重要性還在于，雖然有“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為天命依據，但在中國歷史上登基稱女皇的開天辟地以來只有她武則天一人而已。盡管通過任用大量女官作為陪襯，但太平公主、上官婉兒等小幺兒們的陪襯性怎能與弘化公主這位老姑奶奶的品牌影響力相比？隱藏其后的重要性更在于，“除死無大事”。中國自古以來的宗廟、陵葬從來就沒有女性為主的先例，不管身份多么顯貴，女性莫不是以丈夫的陪祀身份、從葬身份出現的。按照禮制，作為大周王朝的開國皇帝理當主祀宗廟、首開祖陵，可就是缺少這樣一個標榜以圓其理。弘化公主的身份和影響力，當然是天下無二的人選。弘化公主（623-698年）“春秋七十有六”，在李唐宗室這是相當的高壽了。作為同齡人，圣躬漸倦的武則天（624-705年）對這些不能不犯急。

退一步講，在中國古代，即便是皇帝對臣民的封賜也必是大動作，何況這是譜入皇室宗籍的禮儀大事。武則天這一“賜姓曰武”，可不僅僅是個人改換門庭的事兒，對于有身份的人來說，這可是關系整個家族改姓易祖的事情，在禮制時代這絕對是了不得的大事。不論是生前還是身后，這絕不可能是一紙虛文能夠糊弄得了的事，當然缺少不了一連串實惠性舉措。何況要以之重磅打擊李唐宗室，借抬尊弘化公主為女皇的合法性張勢張目，為李唐江山永遠易幟為武周江山招降納叛，為主祀宗廟、首開祖陵打造出好樣板，自然是唯恐張揚得不夠，唯恐納女之禮不重，“賜姓曰武”的必要禮儀當然得做足了排場。對于一個逝者奉送什么都與她本人無關了，再厚重的資送能重于祭奉于千秋嗎？以時以意，依禮依俗，專門賜建一座寺院當作新納的“武家西平大長公主”的納女之禮，難道還嫌過分了嗎？拿同齡的高壽前輩類比自己，難道不正是武則天這個年齡檔期最大的關心嗎？如果聯系弘化公主逝世之年698年前后圍繞武則天繼承人的白熱化斗爭，聯系李唐王室一連串的所謂謀逆大案，聯系“賜姓曰武”到“賜太子姓武氏”的圣意，以當時李武雙方江山社稷斗爭的激烈性和尖銳性為參照系，就足以反證出設立弘化寺的針對性和必然性。

空口無憑，我們還是拿實據說話。《新唐書·志第三十六·百官一》：“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姊妹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視一品。皇太子女為郡主，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從二品”。我們知道，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女權時代，公主的地位是很高的，這是唐朝的禮制所規定了的。唐制，公主的待遇是準親王級，公主的府第也是準親王級的，設立邑司是公主的標配。“公主出降，乘金根車”。對下嫁公主下嫁和省親的禮儀是很隆重的，下嫁后公主府會一直保留。“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乾元元年，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還朝。貞元中，讓府屬，更置邑司”。“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歸，詔百官迎謁再拜。又詔神策軍四百具鹵簿，群臣班迓。主乘輅謁憲、穆二室，欷歔流涕。明日，主謁太皇太后。進封長公主，遂廢太和府”。唐朝對公主的喪葬極具人情味，配享規格是分毫不減的。“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永徽二年薨，高宗舉哀于命婦朝堂，遣工部侍郎丘行淹馳驛吊祭，陪葬昭陵。喪次故城，帝登樓望哭以送柩”。“衛國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及葬，帝與妃坐延興門，哭以過柩。仗衛彌數十里，冶金為俑，怪寶千計實墓中，與乳保同葬。追封及謚”。在唐朝，為后宮立寺是規矩，為公主立寺更是時尚。“資圣寺，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文德皇后追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復為僧寺”。“永壽寺，永安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崇敬寺，靜安坊。本隋廢寺。高祖為長安公主立為尼寺”。傍陵墓置寺更是由來已久的慣例。“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晉陽公主字明達，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因詔有司簿主湯沐余貲，營佛祠墓側”。不僅敕賜寺院，就是為寺院賜名也是凡凡而是。“招福寺，崇義坊。本干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本隋正覺廢寺。南北門額，并睿宗親題之”。“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為佛寺。詔以<報恩>名，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貞元十三年四月敕，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貞元普濟寺>”。“太和二年十月，河中觀察使薛蘋奏，中條山蘭若營建之初，有兩泉涌出。請賜額為<太和寺>，從之”。“薦福寺，開化坊。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公主卒后，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為高宗立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賜額改為薦福寺也”。公主有明確的品級，其待遇和配享是對應禮制品級確定的，這些實實在在的儀規是絕對少不了的。“高安公主，義陽母弟也。神龍初，進冊長公主，實封千戶，開府置官屬。睿宗立，增戶千。薨開元時，玄宗哭于暉政門，遣大鴻臚持節赴吊，京兆尹攝鴻臚護喪事”。對長公主的禮遇已然如此，對大長公主的禮遇又非長公主所能比。“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貞觀時，以屬尊進大長公主。嘗有疾，太宗躬省視，賜縑五百，姆侍皆有賚予。永徽初，賜實戶三百。薨年八十六。裕，隋司徒柬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總之，如果以一道口惠而實不至的空文獲取“賜姓曰武”，不要說皇家體面上過不去，就是民間也行不通。以大舍大取為行事風格的武則天，“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絕不可能是虛文一句，而是有許多實質性的禮儀規程的。一句話，作為老字輩的大長公主，其禮儀之隆重、資送之厚重斷斷不是一般公主所能相比的，這是肯定的。最起碼的，不管是對生者還是對逝者，公主的標配不可少的，納女之禮不可少。即便是簡單化為一所公主府與一所寺院的必選中，對于逝者，非敕賜寺院而何？

按照“先定規格再籌備而后下葬”和“葬后百天動土”的喪葬風俗傳統，以弘化公主逝世時間“五月三日”和入葬時間“三月十八日”為基準時間點，弘化寺的敕賜時間應為圣歷元年（698年）弘化公主葬前準備階段，弘化寺的正式開建時間應為圣歷二年（699年）弘化公主下葬后。“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的時間當早于或同時于弘化寺的敕賜時間，即圣歷元年（698年）。其最大時間差均不會超出3個月。

為弘化公主“賜姓曰武”，與“賜太子姓武氏”的圣意是一脈相承的。按時間先后論，“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當為弘化公主剛去世不久的事，因為這屬于喪事籌備階段的程序性常規事務。具體時間應該是698年“五月三日”后“賜姓”與“改封”同時，時間上要比699年“賜太子姓武氏”早半年。“西平大長公主”是以封號當謚號了，如果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前改封，就得另賜謚號，墓志銘上也就不會從“大長弘化公主”一步到位于“西平大長公主”了，這是慣例。又，《慕容神威墓志》曰：“祖，駙馬都尉、青海國王烏地可汗，諱諾褐拔（諾曷缽）”，“祖婆，唐姑光化公主，隴西李氏”。參照吐谷渾王室汗位傳續譜系推，確定這個“唐姑光化公主”就是弘化公主。《新唐書·志第三十六·百官一》：“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由此可知，弘化公主身后又被改封為“光化公主”，改封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唐中宗復位改元的神龍元年（705年），兼有新皇登基對武氏集團遺毒肅清與為弘化公主“復姓李”的政治含義。這樣，弘化公主封號的時間線就很清楚了。貞觀十四年（640年）“乃以宗室女為弘化公主妻之”，即從640年到649年的唐太宗時期封號為“弘化公主”。從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到弘化公主去世之年圣歷元年（698年）封號為“大長弘化公主”。從圣歷元年（698年）下半年到武則天長安四年（704年）封號為“西平大長公主”，“賜姓曰武”。唐高宗神龍元年（705年）改賜謚號為“光化公主”，復姓李。史書上寫作“弘化公主”，又諱名為“宏化公主”，生前后世人們慣以“弘化公主”之名為其稱呼。

另據《資治通鑒·唐紀二十二》記載，久視元年庚子（公元700年）“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慕容）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可汗”。交代得很清楚，慕容忠與弘化公主于“圣歷元年（698年）五月三日” 同日去世后，接掌吐谷渾可汗大位的繼承人明確是（慕容）宣超。久視元年庚子（公元700年）三月只是武則天皇帝正式下詔賜封其為吐谷渾可汗的時間，算是補辦朝廷封賜的程序，正式接掌的時間實際上是約從圣歷元年（698年）五月四日起算。這也算是為弘化公主逝世并生的危機做了一個注腳吧。

正是這些重大淵源，支撐了弘化寺香火盛久不衰的頑固性。也幸賴“宏化寺”之名的巧飾隱身，使弘化寺挺住了此后千年的風云變幻。僅拿采用同音避諱為“宏化寺”這一條看，不單足以否定唐玄宗之后唐朝各代的可能性，而且足以否定唐朝之后其他任何一個諱同音的時代。相關的著作撰述年代、版本初刊年代、編著者生卒年月等等也不支持其時間范圍在唐朝之后的可能性。何況能夠支持本結論的證據不限于此。

這里僅舉幾例。涼州這所“宏化寺”每年農歷五月初三都要舉辦盛大的法會儀式，《弘化公主墓志》曰：“以圣歷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寢疾，薨于靈州東衙之私第”， 這不正是弘化公主忌日的傳統周年祭祀儀式嗎？寺內的塔是漢族塔式，非唐后式樣，但五月初三法會的趕會主體卻是來自遠方的牧民，何以解釋漢族塔式與人山人海的牧民之間的相互矛盾？弘化寺所在的老地名叫喇嘛溝，弘化公主墓所在的老地名叫喇嘛灣，地名上的如此巧合真的就這么偶然？如此等等的許多事實擺在那里，這可都是傳續久遠的東西，涼州這所“宏化寺”是不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嗎？

數線延展，弘化寺的始建年代均交叉于武則天時代，弘化公主諱名為“宏化公主”、弘化寺諱名為“宏化寺”的時間點均交叉于唐中宗初年，準確無誤。

如果聯系今天西部地區面臨的國際形勢，“宏化寺”就是祭奉弘化公主的弘化寺這個真相，難道我們還要任其繼續謎題下去嗎？

該寺位于今武威市涼州區韓佐鎮宏化村一組。寺院所在的這個村落，其地名歷史上一直就叫宏化村。

寺內有古塔一座，為當地最高塔。該塔系多棱體塔，塔身為直線到頂，非圓瓶型，是典型的漢族樣式。塔體為磚砌構建，從底到頂均用燒制大板磚。塔身顏色為板磚自然色，非涂刷色。整體形象粗壯博大，沒有帽檐束腰等附加，也沒有磚面雕飾等附加，原磚原色，簡潔利落，粗樸大氣，迥異于唐后塔式。大塔遠近有小型塔林，聚作三兩叢，每叢數量不等，塔型亦如大塔作多棱體塔，高約一二人不等，均為板磚自然色。大塔與塔林相比，磚的新舊、色感、風化程度及形制、大小、厚薄差別明顯。大塔風化較重，剝蝕較多，其磚已呈泥灰色，略泛白，磚渣入手易碎。塔林磚色呈灰暗，略顯黑，磚渣入手較硬，其古舊程度、剝蝕程度較新、較輕。塔林之間、小塔之間也有新舊、大小的差別，鄰近大塔的更為古舊一些。據本地耆宿回憶，大塔旁另有一殿，俗呼“塔殿”，內供許多擺件式小塔，大小不等，小的可拿在手上把玩，均為黃膠泥燒制的陶器，年代有新有舊，有的剝蝕嚴重，有的易碎。寺院規模宏大，格局獨特。寺內殿閣眾多，皆古舊建筑。主殿之內的陪祀物中有一巨型黃幡，長寬數丈，錦緞繡制，盤龍畫鳳，質地厚實，甚為古舊，為香客禮拜、法事活動的主要祭享觀瞻物品。該寺香客眾多，香火常年不衰，法會儀式尤其隆重，每年農歷五月初三都要舉行盛大的儀式，遠道趕會的四方牧民人山人海。該寺的元宵燈會傳統上是從正月十三開始，由來已久，別具一格，盛名遠播，四處的漢民乃至鎮番（民勤）的社火都趕來朝龍口，漢族風格與游牧民族風格交相輝映，人人喜氣洋洋，一派民族團結的祥和氣象，這種奇特是其他寺院很難看到的。寺內多古松柏，粗大須幾人合摟，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期間陸續被伐，唯剩小樹。

今遺址所存唯古柏2棵、古桑1棵、燒斃古核桃樹6棵、古槐數棵而已，樹圍均一二人合摟。該寺原有祭田120石（音dan），敕封時間久遠，傳續情況不可考。該寺西去約一里許，有古地名曰三角城，傳說原有白塔一座，其地又俗呼曰喇嘛溝。

據《弘化公主墓志》《新唐書》等記載，弘化公主（623—698年），“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人也，即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實系唐宗室女，吐谷渾王國第22代首領慕容諾曷缽之妻。非淮陽王李道明之女。

貞觀九年（635年），唐太宗遣李靖大破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逃，后被殺。唐詔封伏允子慕容順繼位吐谷渾可汗，又被殺。唐又詔封慕容順子諾曷缽為吐谷渾可汗。“諾曷缽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為弘化公主妻之（640年許婚）”，“以貞觀十七年（643年），出降（出嫁）于青海國王、勤豆可汗慕容諾賀缽”，“詔（李）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公主”，“資送甚厚”。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為其子請婚，從此開創了吐谷渾王室代代迎娶大唐公主的慣例。據不完全統計，含郡主、縣主等在內，隋唐兩朝下嫁吐谷渾王室的公主至少10位，下嫁公主總數超過了對同時期的任何一個民族，也創造了秦漢以來向另一民族下嫁公主數量的歷史新記錄。

【隋】光化公主先嫁世伏（兄），后改嫁伏允（弟）→（子）慕容順+【隋】東化公主→（子）諾曷缽+【唐】弘化公主→（子）慕容忠+【唐】金城縣主→（子）慕容宣超+【唐】姑臧縣主→（子）慕容曦光+【唐】太原郡夫人武氏→→→→

正是基于這種“親上加親”的關系，自弘化公主下嫁后，大唐王朝與吐谷渾王國之間由對抗關系轉變為藩封聯盟關系，情好日密，其親密程度遠高于其他民族，為民族關系的和平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635年）慕容順（【唐封】西平郡王、趉故呂烏甘豆可汗）→（635年）諾曷缽（【唐封】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青海國王）→（688年）慕容忠（【唐封】襲封青海國王、烏地也跋勤豆可汗）→（698年）慕容宣超（【唐封】青海王、烏地也拔勤忠可汗）→（約713年）慕容曦光（【唐封】觀樂王、燕王、五原郡開國公）→→→→→

源于其鮮卑祖先“世受漢封”的慣例，從吐谷渾一世（245-317年）受封河南王為始，其后世子孫無不以受封于中原王朝為榮。吐谷渾王國（約285-663年）歷來奉中原王朝為正朔，與中原王朝保持著良好的宗藩授封關系。由于南北朝到隋唐時期中原地區動蕩反復的歷史原因，自夸呂以來肆意擴張，與中原王朝關系惡化。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將吐谷渾王國第一次滅國，吐蕃王國乘勢崛起，吐谷渾王國版圖喪失太半。從貞觀九年（635年）唐太宗詔封慕容順（約598-635年）開始，吐谷渾王國整體內附，成為大唐王朝轄域內的一個藩國。與同期其他的游牧民族政權明顯的不同是，吐谷渾可汗代代都需經過大唐王朝的詔封認可，始終受到大唐王朝的保護，王室子孫都在大唐朝廷供職。這是魏晉隋唐時期青藏高原屬于中國領土的歷史鐵證，是青藏高原重新納入中央政府管理的再一次開端。這是永遠繞不過去的歷史事實，也是任何手法掩蓋不去的真實的歷史存在。深入研究和發掘吐谷渾王國的歷史，還原西部地區歷史的本來面目，是反對國際敵對勢力圖謀歪曲西部歷史、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的有力武器，我們決不能任其繼續湮默下去。

從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吐谷渾王國被吐蕃王國滅國，諾曷缽“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到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又徙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弘化公主及吐谷渾王室在“涼州之南山”共留居了近10年。涼州成為世世代代吐谷渾人的記憶中難以抹去的“第二故鄉”。

弘化公主 “以圣歷元年（698年）五月三日寢疾，薨于靈州東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又千里迢迢，“以圣歷二年（699年）三月十八日，葬于涼州南陽暉谷冶城之山崗”，與吐谷渾王室成員一起歸葬在“涼州之南山”。弘化公主與其子慕容忠，同日去世，同日入葬，為“涼州之南山”又平添了一份神秘。

弘化公主在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生前身后共擁有四個封號，唐太宗、唐高宗分別封其為“弘化公主”“大長弘化公主”，武則天賜謚號“西平大長公主”，武則天身后的李唐王朝又改賜謚號“光化公主”，是歷史上獲得封號最多的下嫁公主，也是身后又被再次追封的下嫁公主。后世還混稱其為“宏化公主”，足見其地位的尊貴和在各民族中的久遠影響力。

弘化公主墓位于弘化寺西北，在今武威市涼州區南營鄉青嘴喇嘛灣，兩地相距約10公里。弘化寺乃弘化公主墓的配套建筑，是弘化公主墓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吐谷渾民族心目中的圣地，清朝以前其地香火之盛遠及西域以至北方各地。

作者簡介：郝厚璋，生于涼州，學于蘭州，居于福州。文學作品發表于《中華時報》《讀者》及新華網、廣播電臺等刊物媒體。經濟社會研究成果發表于《新華文摘》《人民文摘》《國內動態清樣》《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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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開柱，武威人，1955年生，甘肅省武威市志辦原副主任。主編、副主編出版著作有《武威年鑒》《武威通志》《武威地區志》《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武威》，參編、編審出版有《武威史話》《武威新韻》《武威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覽》《中共武威地區組織史資料》等地情文化研究資料和縣區志、部門志、專業志多部。參與了電視連續劇《歡快的石羊河》的編創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