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原“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甘肅組委會《雪域天驕》電視劇籌備組制片人、甘肅省民盟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甘肅華夏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甘肅天馬文化研究院（籌）執行院長、甘肅著名學者型作家董洪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入手，發現甘肅天祝哈溪鎮的“峽門臺”和“寺崖臺”正是古代羌人的“火葬臺”，從而破譯了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天祝銅牦牛”的祭祀用途之謎。這一發現為武威以文化旅游為橋梁，推動甘肅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與合作提供重要的支撐點，對于深入開掘“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的文化內涵，以及保護傳承弘揚“民族”和“青銅” 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哈溪鎮，隸屬于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位于天祝藏族自治縣西北部，東鄰涼州區張義鎮、古浪縣古豐鄉，南與抓喜秀龍鎮和安遠鎮相鄰，西與青海省門源縣珠固鄉相接，北與大紅溝鄉、毛藏鄉毗連。行政區域面積509.8平方千米。 截至2018年末，哈溪鎮戶籍人口為21545人。哈溪鎮因哈溪系藏語“哈赤”之轉音，意為“父王之座”。據傳因古代有一吐蕃萬戶首領在此居住，故而得名。 元代時期，哈溪鎮境域為西涼府所轄。明正統三年（1438年），為古浪守御千戶所轄。清代時期，由涼州府管轄。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8月，為永登縣天祝區第五保。1950年5月，為天祝自治區第四鄉。

河西走廊東段漢代南北兩道示意圖

1972年6月（端午節剛過）的一天，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哈溪公社友愛大隊峽門臺生產隊正在組織社員修建飼養院。一位社員正在挖坑取土，挖到距地下50余厘米的地方，哐嘡一聲，鐵鍬就碰到了一個硬物件。這位社員扒開土一看，是一件銅器，便召集大家一起來挖。費了一番周折，這件銅牦牛就算重見天日了。與牦牛同時出土的還有兩件銅馬，踩著“滑輪”，因銹蝕嚴重而未能保存下來。唯銅牦牛因質地厚實而幾經磨難終于保存下來了。

由于銅牦牛身上沒有任何銘文，也不是墓葬出土，與它一同出土的那兩匹銅馬，早已不見了蹤跡，失去了唯一的參照物。故而考古專家在它的發現地尋訪了很久，也沒有找到其它相關文物作為佐證。銅牦牛是何年代的文物呢？經武威文物工作者鑒定，認為是宋代文物，不晚于明代。按照天祝縣博物館的資料，這件銅牦牛鑄造于元代，但這一說法遭受了質疑。1982年武威文物工作者又否定原觀點，認為可能吐谷渾人是鑄造于唐代，后遭遇戰亂掩埋消失，有位天祝文化工作者據此創作出了《銅牦牛的傳說》，流傳甚廣。

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出土的銅牦牛

銅牦牛是何人鑄造的文物呢？有人認為它是隋唐是北方游牧民族劫掠漢人工匠打造的，也有人說這是兩宋時期西夏人的佳構。還有人認為這是蒙古人留下的痕跡。最近有種更新奇的說法，銅牦牛是弘化公主的陪嫁品，后來因吐谷渾人遭遇戰亂，被運送至華銳地區埋藏起來。這些問題目前眾說紛紜。這些說法，時間跨度很大，都缺乏確鑿的證據。包羅很多論文，都是以猜測為主。武威文化研究工作者認為，銅牦牛背后的歷史事件尚未有定論，所以早日為銅牦牛尋根溯源，驗明正身，應該是天祝、武威乃至甘肅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首先，甘肅和四川文物工作者一樣遇到了同樣的難題，銅牦牛“出土坑”究竟屬于“亡國寶器掩埋坑”還是“祭祀坑”呢？

一.銅牦牛出土地的先民葬俗

1951年，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冊發表《臨洮寺洼山發掘記》一文指出，洮河流域在古代適在氐羌的區域中，氐羌族曾行過火葬制度，寺洼山火葬制的發現增強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關系。這就開創了考古學與民族學和古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同時也揭開了探討古文化族屬問題的序幕。

出土“銅牦牛”的原哈溪公社友愛大隊峽門臺生產隊十分偏僻，該村向南約三四里有大山，山上草木蒼翠，哈溪河即源自該山。從哈溪鎮向南只有一條山間土道相通，這是一個原始味十足的小村落，西依山坡，東邊緊靠懸崖，懸崖之下是一條小河，遠近群山掩映，放眼是一派牧區風光。這是一個漢藏混住的小村莊，以“友愛”名，示民族友愛也，系1958年的命名。據老輩講這里原來荒無人煙，到處白骨，沒有人敢來。現居的漢民原來住在幾十里外的天梯山、張義堡那一帶，許多人家是解放前躲避國民黨馬步青部的時候搬過來的。現居的藏民推想，他們的老祖宗可能是在蒙古王爺與藏族活佛涼州白塔寺會談的時候遷到這一帶的。吐蕃是現在的藏族、古代羌族一部分。戰國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發羌、迷唐等部，逐漸遷移到今西藏地區。他們和當地人民相融合，繁衍發展，形成了吐蕃族。甘肅天祝縣與青海互助縣只有一河之隔，比鄰長度超過20公里。東漢初武威郡的北面為匈奴，南面連接著羌族各部落，當地百姓害怕外族掠奪，許多人廢棄了農田。由此推斷，在元代以前這里是羌族居住區。

天祝藏族自治縣松山鄉松山村，曾清理了數十座屈肢葬墓和甕棺葬墓。1980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在《青海考古學會會刊》創刊號發表《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的歸屬問題的探討》一文指出：“把安國類型、寺洼文化、卡約文化結合起來觀察，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和各自具備的特有的表征，說明它們都是羌人文化。……在湟水一帶的唐汪、辛店文化，按其地望來說，顯然應當還是羌人的文化遺存。……也許比較發達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類型，齊家文化，就是發展得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驅。”他的觀點十分明確，把甘青地區主要的幾支史前文化遺存都視為羌人的文化遺存。

羌族主要的喪葬方式有火葬、土葬、水葬、巖葬四種。其中火葬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傳統葬俗，至今仍為羌族所使用。《墨子·節葬篇》卷六載：“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后成為孝子。”《荀子·大略篇》卷十九載：“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系累也，而憂其不焚也。”清嘉慶《汶志紀略》有“歿而火，撿骨掩之。”《太平御覽·四夷部》卷九四引《莊子》文說：“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卷六八載：“冉夷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死則燒其尸。”《舊唐書·黨項傳》卷一九八載：黨項羌人“死則焚尸，名為火葬。”

羌族實行火葬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戰爭。從商朝到清朝，歷代封建王朝對羌人的鎮壓不斷，羌人的反抗也不斷，連綿不斷的戰爭使羌人顛沛流離，無安居之所，而羌族又是最顧群體的民族，戰死的士兵決不會使之暴骨于野。1969年，武威雷臺1號漢墓中出土過一枚“破羌將軍”印章。明朝軍制，甘肅地區總兵官掛印稱將軍者，曰平羌將軍。明朝甘肅總兵、山海關總兵、薊鎮總兵、左都督、上柱國光祿大夫楊嘉謨大將軍（正一品武官）是北宋太尉、大同軍節度使、世稱“金刀令公”楊業楊家將的直系后裔，曾掛“平羌將軍”印。祁秉忠（1573—1622），明西寧(今屬青海)人，字愛宇。土族。萬歷十九年(1591)襲父世勛指揮同知職。四十四年任永昌參將、涼州副總兵，也掛“平羌將軍”印。由此可見，自漢至明，羌族始終存在于甘肅，發揮著重要影響。

在羌人眼中，火是光明的象征，具有辟邪禳解的魔力。所以在安葬這些戰死的勇武之士時，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火葬的方式，一是使死者的靈魂得到安慰，二是使死者的靈魂回家，三是顯示了羌族對戰死者的尊重和敬意。在抵御外辱保護民族基本生存權的歷史背景下，羌族在不斷的戰斗中逐漸形成了“以戰死為吉，病終為不祥”的尚武觀念。袁宏《后漢紀》謂西羌：“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為吉。”火葬被外界長期存在的殘酷戰爭賦予了神圣的光環，成為羌族的傳統葬俗。

遠古少數民族分布示意圖

二.天祝銅牦牛出土羌族火葬臺

1981年，武威地區博物館副館長鐘長發在第11期《文物》雜志發表了《甘肅天祝縣出土大型銅牦牛》一文。甘肅天祝縣與青海互助縣只有一河之隔，比鄰長度超過20公里。據了解，這是本縣哈溪公社友愛大隊窯溝生產隊社員在一個坡地里平田時發現的。該村向南約三四里有大山，山上草木蒼翠，哈溪河即源自該山。

土坑情況：作東西向長槽狀，西頭靠村道，東頭接懸崖。約半人深，開掘粗糙，寬窄、深淺不一，談不上規整，倉促挖掘掩埋的痕跡明顯。該坑在1972年6月被平毀，作過多年生產隊打麥場，后來改作生產隊飼養院。該坑位置原來遠離村民院落，九十年代有人家在此蓋了房子，現已被一座院落覆蓋。該坑之南后來又陸續蓋了幾座院落，院落之間皆隔墻相連。

土層情況：土包、土槽均為同色的黃白礫土質，非人工夯筑。土包上部板結很硬，鎬鋤刨挖十分費力，七高八低，隨意堆積跡象明顯。土槽土質略軟，屬人工填埋。土包上部硬層屬于雨水滲積板結，土包下部土層及土槽土層為自然落實板結，土槽內未發現積水和水蝕痕跡。

同坑出土的1件銅牦牛和2件銅馬，規格差不多一樣大。出土的一件碩大的牦牛青銅器通長1.18米，其身高為0.7米，腹徑為0.3米，背高為0.51米，角長為0.4米，體重75公斤。均被埋在1972年出土于天祝藏族自治縣哈溪鎮“峽門臺”上。試看“坑周情況”：這里是峨博山南麓，出土銅牦牛的大坑東枕懸崖，崖下為莊稼地。懸崖作南北向，如壁立，高可四丈。距崖百步有河曰哈溪河，自南向北流。據老人們介紹，該坑崖下北向行約十余步，再折向東行距崖約八九步，原為一大溝洞，水常穿下，不知其深其廣，因經常跌沒牛羊后被平毀，現為莊稼地。董洪認為，這明顯是“水葬”的天然場所。該坑崖頭稍南約二十余步，半崖上有一土洞，洞內積滿焚燒灰燼，六七十年代掏灰作了農肥，土洞被填埋了。董洪認為，這顯然是“水葬”的場所。該洞位置現緊靠農家院子。從該洞向南再十余步，緊貼崖下另有一土坑，亦充滿焚燒灰燼，現仍有余跡。董洪認為，這顯然是“火葬”后留下的的痕跡，“峽門臺”屬于羌族的“火葬臺”。

哈溪河對岸約二三里有一村名曰西灘村，村口有臺名曰寺崖臺，臺上原為一廟。寺崖臺、廟是1958年“大煉鋼鐵”時拆取磚頭時拆毀的，拆除時臺基下磚頭、圍墻磚石的型制、年代明顯不一。1958年及后來的“平田整地”中，圍繞寺崖臺一圍挖出成堆成堆的人頭朽骨，人頭朽骨作疊積排列。西灘村及附近的團結村等幾個村莊那一帶遠遠近近以至方圓農田、山坡、溝壑不斷挖出成坑成坑的無頭白骨、灰坑，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總數當不下幾千。

1958年拆臺和九十年代再建小廟時，都出土過不少銅錢，銅錢入手成渣，也有個別完好的后世銅錢。那個村原名叫個類似萬人坑一樣不好聽的名字，1958年故此改名叫西灘村了。僅僅一河之隔，友愛七組這一側幾十年來未再挖出過任何東西。

《馬可波羅旅行記》中記述了西夏黨項羌人的焚尸習俗：“焚前，死者之親屬在喪柩經過之道中，建一木屋，履以金錦綢緞。柩過此屋時，屋中人呈獻酒肉 及其他食物于尸前，蓋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時。迨至焚尸之所，親屬等先行預備紙扎之人、馬、駱駝、錢幣與尸共焚。據云，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錢財等，若所焚之數。柩行時，鳴一切樂器。”董洪認為，“寺崖臺”上的小廟應是元代薩班改宗所建，在此之前該臺也曾屬于羌族的“火葬臺”。“火葬”中使用的“紙扎之人、馬、駱駝、錢幣”屬于“燎祭”的用品，故而“燎祭”解開了銅牦牛及其兩匹銅馬“埋祭”的“視死如生”用途秘密。

天祝縣毛毛山頂的瑪尼堆鄂博（一）

“敖包”是蒙古語，意即“堆子”，也有譯成“腦包”、“鄂博”，意為木、石、土堆。就是由人工堆成的“石頭堆”、“土堆”或“木塊堆”。舊時遍布蒙古各地，多用石頭或沙土堆成，也有用樹枝壘成的，今數量已大減。

蒙古族的敖包是以石塊堆積而成，一般都建在山頂或丘陵之上，形狀多為圓錐形，高低不等。敖包是蒙古族祭祀的主要載體，由于天地神沒有偶像，蒙古人民以堆敖包為象征，成為民族崇拜物。

蒙古民族祭敖包的習俗淵源已久，其所祭祀的內容十分豐富。蒙古民族的薩滿教崇拜藍天。在蒙古人的心目中，確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靈，就是“長生天”，蒙古人賦予它以極大的神力。《元史》卷72有關于祭天習俗的記載：“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遠，報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強為之也。”

在古代蒙古人的觀念里，天和地是渾然一體的，認為天賦予人以生命，地賦予人以形體，因此，他們尊稱天為慈悲仁愛的父親，尊稱大地為“樂善的母親”。他們還崇拜山岳，崇拜河流，認為這一切都是由神靈掌管著。

蒙古人因為把一切萬物都看作神靈來崇拜，從而也崇拜山川及土地的其他各部分或掌握這部分的神靈，這種圣地可以分成共同的和個別的兩類。這個別的圣地就是所說的敖包。所以祭敖包不是單一的祭天或祭地。祭敖包是祭各種神靈，是個綜合概念。

這種圣地是各氏族在自己的領地上所建，它起源于氏族社會。具有祭祀祖先留下的這片天地這方山水的意義，因而是祖籍的一種表征。蒙古語中姓氏一詞，就是由敖包一詞演繹來的。

內蒙烏審旗的哈德亨、艾古爾斤、赫賴德、察哈爾等以氏族為單位供奉的敖包，就是烏審旗的十三個氏族的名義供奉的，因此敖包是氏族的標志，是旗徽的變形。

關于敖包的起源還有一種說法，古時候，茫茫草原，遼闊無邊，天地相連，方向不好辨別，道路難以確認，邊界容易模糊，于是人們就想了個辦法，壘石成堆，當作標志。

敖包原是指在游牧交界之處及道路上用石塊或泥土堆積起來以作標記的石堆或土堆。正如《清會典》所記：蒙古；游牧交界之所，無山無河為志者，壘石為志，謂之敖包。后來逐漸被視為神靈的居所，被作為崇拜物加以祭祀和供奉。于是，原來的界標、路標就變成了祭祀山神、路神、村落保護神等神靈的場所，而且可以根據需要選址建造。

敖包所祭，最初是自然的神靈，爾后又包括祖先的神靈。總之敖包成為神靈所棲之場所。敖包成為某一氏族，某一蘇木、某一區域的保護神。方觀承《從軍雜記》云：峰嶺高處，積亂石成冢，名鄂博，謂神所棲；紀昀《烏魯木齊雜記》云：鄂博者，累碎石為蕞以祀神，所以它是人們頂禮膜拜的圣地。

天祝縣毛毛山頂的瑪尼堆鄂博（二）

三、神秘的祭“財鄂博”儀式

上古時代，人們在社壇上從事測天、祭祀天地神靈以及求雨、祈農等政治及宗教活動，這是一個溝通天人的極其神圣的場所。“社”一般建立在壇上或者山丘之上，這樣的壇就稱為“社壇”。

按照鄭玄對《周禮·大宗伯》中“以貍沉祭山川林澤”這句話的注釋，上古時期人們祭祀神靈的方式分兩種：祭山川時要將祭品埋在地下，稱為“埋祭”；祭河川時要將祭品沉入水下，稱為“沉祭”。埋祭也，增牛享羊饋。《國語》記載：“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根據《鹽鐵論·散不足》記載：“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袒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云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意思是古時候老百姓用魚和豆類來祭祀。春秋季節修理祖廟，士有一座祖廟，大夫有三座祖廟，按時從事五種祭祀活動，沒有家門以外的祭祀。現在，富人祭祀就朝拜名山大川，擊鼓殺牛，演戲和耍木偶。中等人祭祀在大路上朝南搭棚子，在水上搭起高臺，屠羊殺狗，吹奏樂器，貧窮的人用雞豬五味，祈求保佑，散發祭肉，祭祀時車蓋如云，擠滿社場。不僅祭祀名山名岳，而且在墓所祭祀祖先，也椎牛為祭祀的犧牲品。

天祝縣地處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的交匯地帶。毛毛山，藏語叫阿米蓋年，山神名，歷史上曾叫不毛山，分水嶺、木茂山。海拔4070米，山頂有巨大的鄂博（祭祀用的經幡瑪尼堆）登上毛毛山，北可觀西天灘草原，南可瞰天祝縣城。毛毛雪山猶如蒼龍臥地，挺頸拱背，無限蒼茫。每年九月至次年五月，覆蓋著厚達數米的冰雪，遠望猶如銀蛇狂舞，壯美而圣潔，當地居民奉為圣山，每逢吉慶之日必具犧牲而朝拜。春夏之交，雪線上移，山體裸巖裂隙間，但聞流水潺潺，不見素練神韻。山腰間，灌木叢生，郁郁蔥蔥，密不透風。緊接灌木叢生長著的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古樹虬枝，遮天蔽日，蔚為壯觀。秋風吹過，向陽坡地一片爛漫，紅紅的野果掛滿枝梢，如漫天的晚霞一般輝煌。山頂上有雪蓮花，別具一格，成為山花之皇后。山林間有狍鹿、香獐、狼、狐貍、野兔等動物不時出現，還有藍馬雞、野雞、鷹鷲、云雀、雪雞等鳥類棲息。各種中草藥邊布山野，有羌活、黃柏、沙參、黃芪、柴胡、黨參、秦艽、唐古拉瑞香、冬蟲夏草、貝母、半夏、荊芥等產量可觀。林副產品資源也十分豐富，沙棘、蘑菇、草莓、木耳、野玫瑰花、羊肚菜等山珍美味，使人不覺饞涎欲滴，流連忘返，整個林區是一座大寶庫。

董洪認為，原來是在遼闊的草原上人們用石頭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標志，后來逐步演變成祭山神、路神和祈禱豐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天祝縣哈溪鎮友愛村的祭“財鄂博”的活動儀式至今流傳，這是元朝統一中國以后，蒙古人改宗羌族祭祀活動形成的習俗。從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銅器判斷，天祝哈溪鎮“埋祭”銅牦牛和兩匹銅馬說明祭祀對象超過了一般人的待遇，這兒既未出過皇帝，也沒有建過皇宮，顯然銅牦牛是祭祀“鄂博山”（毛毛山）的用品。

四川省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銅面具

四.銅牦牛和三星堆文化的同族同源

蜀國歷史悠久，初創于夏商之際，滅亡于戰國晚期，前后沿續了1500多年。最早的蜀王蠶叢氏本是山地民族，是古代氐羌族部族的一支。三星堆文明震驚世界，是因為人們看清了這支文明空前絕后的高度，它不是僅僅依靠傳說、文獻或特意的夸張炫耀，而是依靠實實在在的考古發掘器物。那么多大型的青銅器，那么多精美絕倫的玉石器，那么多貴重的金器，都出在一個“偏遠”的名叫蜀的遠古文化遺址中，確實是個奇跡！

有資料記載，炎黃子孫的起源，實際上是來自于中國上古時期的兩個重要民族，一個是古老的華夏族，另一個則是古老的羌族。華夏族經過千百年的吸收融合，逐漸轉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而古老的羌人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通過分化與融合，一部分融入漢民族，成為了漢民族重要的成員；更多的則是經過逐步分化，成為今天十幾個獨立民族的重要源頭，這些民族的族源史都與古老的羌族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言：羌族是一個向外輸血的民族，許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國考古學，也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淵源的撲朔迷離，也為學者的認識和研究帶來了巨大困難。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屬和文化淵源，若隱若顯，困難重重。由于歷史上巴蜀地區文化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民族源流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別是長時期的民族交往、民族遷徙與文化振蕩，使人們至今對巴蜀內部的民族關系還難于從紛繁中理出頭緒。

歷史學家李學勤曾經講道：“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肅。”應該說，甘肅東部的大地灣遺址一帶和甘肅西部的河西走廊是必須重視的區域。重慶市博物館原副館長鄧少琴先生認為《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所載“蜀之先蠶叢氏”源自甘肅青海河湟流域的氐羌部族，兩者同屬漢藏語系，這印證了董洪關于天祝銅牦牛和三星堆青銅器“同族同源”的結論。同時，甘肅天祝哈溪鎮的“峽門臺”和“寺崖臺”兩個“火葬臺”，又為三星堆文化源于古羌人提供了新的佐證，加深了人們對建設“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重要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