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中華時報》/中華新聞網訊 2021年9月6日（記者楊鑒旻/通訊員董文欽）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原“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甘肅組委會《雪域天驕》電視劇籌備組制片人、甘肅華夏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甘肅天馬文化研究院（籌）執行院長、甘肅省民盟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長篇歷史小說《雪域天驕——涼州會盟演義》的第一作者董洪，采用他獨創的“黑箱考古”理論，歷時15年破譯了明代重修涼州白塔寺碑文的自相矛盾之謎，西藏納入中國版圖的第一見證地“弘化寺”終于揭開了神秘的面紗。“涼州會盟”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一發現為甘肅以文化旅游為橋梁，推動“蘭州——西寧城市群”建設和甘肅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與合作提供重要的支撐點，對于深入開掘“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的文化內涵，以及保護傳承弘揚民族團結和國土安全以及反對“藏獨”分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地處河西走廊東端的武威是中國西北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武威距離蘭州二百余公里，古稱涼州，是西夏國陪都，為13世紀時候蒙古皇子闊端王的封地。闊端王與迎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噶堅贊舉行“涼州會盟”，元朝逐漸統一青藏高原，西藏正式納入中國歷史的行政版圖。當今絕大多數人認為，位于涼州區武南鎮百塔村的白塔寺，是13世紀時西藏宗教領袖薩加班智達·貢噶堅贊（簡稱薩班）和蒙古汗國西涼王闊端舉行歷史性會談的場所，成為西藏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見證地。這處流芳千古的宗教勝地，在歷史上曾是一處規模宏大、造型優美的佛城，在當時曾名震西陲，但后來屢遭劫難，以至后來只剩下一處高約7米的土堆和幾塊殘碑。但是，出生在涼州區韓佐鎮宏化村六組的武威文史研究者楊云鴻經過調查后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武南鎮白塔寺在武威城東面，而韓佐鎮的弘化寺在武威城東南方。由于號稱“白塔寺”保護神的劉積泰喇嘛當了明代古碑的“搬運工”，所以當代的專家學者們誤把白塔寺和弘化寺的位址混淆搞錯了。由于百塔寺就是弘化寺，故而白塔寺不是百塔寺。元代將“弘化寺”強行“改宗”稱之為“幻化寺”。薩班靈骨塔葬在弘化寺，而武南鎮“白塔”可能是其他喇嘛的靈骨塔……白塔寺建于何時？寺中有多少座佛塔？它的原貌到底是啥樣？這些均已成為遺留的千古之謎。

1996年，早已調入蘭州的武威籍著名學者型作家董洪開始創作以“涼州會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的《雪域天驕》電視劇本。2004年他又與王登友聯袂改編為長篇歷史小說《雪域天驕——涼州會盟演義》，次年在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不久《雪域天驕》電視劇的攝制被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的重大項目之一。2006年5月18日《蘭州晨報》首先發表了《“涼州會盟”要上熒屏，李鐵映任顧問》的重大新聞，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響。李鐵映同志看了《雪域天驕——涼州會盟演義》后敏銳地指出：“要補充涼州會盟中漢族的元素。”于是，董洪開始重新搜集資料準備加工再版。歷經15年的今天，他采用獨創的“黑箱考古”理論，終于破譯了在政教合一的“寺族”體制管理下，“弘化寺”和“百塔寺”以及“莊嚴寺”之間“上下院”的隸屬關系之謎，不但揭開了“白塔寺”的神秘面紗，而且也使“弘化寺”終于露出了唐朝皇家寺院的真容，為40集的《雪域天驕》電視連續劇攝制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一、斷限：元代還是西夏之前？

1993年天祝縣縣志辦主任喬高才讓在《中國藏學》第04期發表了《重修涼州白塔志碑文考略》，文中稱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涼州白塔志》（碑陽漢文）中記載：“……俗名白塔，不知起于何代。”喬高才讓翻譯的《重修涼州白塔志》（碑陰藏文）中記載：“……是前朝古寺，不知建于何時，西夏時曾修葺。”2021年5月，武威文史專家王其英編著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武威金石志》中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塔院碑記》記載：“若白塔不知創自何代……粵考河西自漢武帝元狩二年始行開辟，而前此周為西戎地，秦初為月氏國，后為匈奴渾邪、休屠二王所據。若果誕王則在渾邪、休屠王之前，毋論周秦即夏商亦不可得而考也。此塔之創建不知經幾千年，而重修加土添灰，經此番才四次。”2003年，白塔寺遺址保護維修工程和薩班靈骨塔復原工程以及“涼州會談紀念館”竣工綜合碑文說：“始建年代早于夏、金、元之際……”明代碑文中稱白塔寺是前朝“故寺”，西夏時期和元代闊端王都進行了“重修”，那么該寺建于何朝何代呢？因歷史資料記載有出入，故而未得其解。1991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考察了絲路古郡武威的文物遺跡，發表了《武威蒙元時期的藏傳佛教遺跡》一文，也未及時發現并解決百塔寺的斷限矛盾問題。

1993年，甘肅省武威行署民政處的王寶元在第06期《青海社會科學》發表的《涼州百塔寺》一文介紹：“涼州百塔寺，建于元代，藏語稱作謝爾智白代(shar sprul pas'de)，即東部幻化寺，為藏傳佛教涼州四部寺(百塔寺、金塔寺、蓮花寺、海藏寺)之一。位于甘肅省武威市東南20公里武南鎮劉家臺莊。”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第06期《考古》發表《甘肅武威市白塔寺遺址1999年的發掘》一文中先依據明代碑文說“寺院創建年代不詳”，但之后卻又矛盾地指出：“1999年8-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和清理工作，這次發掘的重點是寺院內的白塔塔基（即薩迦·班智達靈骨塔），同時我們對寺院內的其他部分遺跡做了小面積的鉆探與試掘。發掘總面積1527平方米，清理出元明兩代的塔臺基及清代重修塔院的殘存遺跡，基本探明了百塔寺的布局（圖二）。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構件以及少量的瓷器殘件等，并搜集了許多白塔寺早年出土遺物的資料。”由此可見，考古學家清楚地說明涼州區武南鎮“白塔寺”建造年代不超過元代，在“白塔寺”斷代問題上否定了古代碑記，這顯然是明代碑文的第一個明顯的錯誤。

1252年8月，涼州幻化寺（今白塔寺）薩班靈骨塔在今涼州區武南鎮落成，由八思巴以新一代教主的身份主持隆重地舉行了盛大的開光儀式。由此可見，“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50多年的歷史，為一處重要的藏傳佛教寺院遺跡。白塔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這才是歷史的真相。王寶元在《涼州百塔寺》一文中稱，1927年地震時將班智達靈骨塔的合金頂震倒，塔身泥土有脫落，但尚有20米高的塔身。當地人謠諺：“誰人建起百塔寺，山門地下取鑰匙，金銀七缸八鏊子”。在此的影響下，解放后白塔寺被人們拆毀尋寶，塔土被當做肥料施進了麥田。人們拆出了佛經和小泥塔、銅錢等，但并未發現薩班靈骨及隨葬品，王寶元猜測可能埋在塔基底部。

既然薩班法王剛到涼州時，武南鎮“白塔寺”尚未建造，那么他們叔侄以何為“駐錫地”呢？當代絕大部分人認為，“白塔寺”由“幻化寺”更名而來，那么“幻化寺”因何得名呢？根據《甘露名典》（第二輯）一書收錄的《薩迦班智達傳》記載：“法王薩班與蒙古王闊端多次進行暢敘。當談到《經部金光正法論》中記載龜沒有毛之時，闊端為反駁此說，拿出一張一尺多長的皮子，皮子上長有長彩毛，請法王薩班觀看。薩班說：‘此何曾是龜皮，此為水中之動物，即為菩提勇識論中所說的所有一切象龜之有形動物類的皮子。此原因很明顯，一看即知，這張皮子上顯現有千手佛和菩薩近侍八弟子之身像。’并指給大家看，使此地的眾生很驚訝。闊端有點羞愧，準備報復一次，遂與眾大臣商議，請魔術師們在一前所未有的地方幻變一座奇有之寺廟。此后，闊端對法王薩班說：‘你是被我召請來的一位賢者，看到你的勝妙功德，我非常高興。現在一幽靜地方有一圓滿寺廟，特賜與你，請前往。’此后，法王薩班師徒和闊端主仆一同前往，當到達此地時，法王一看即知悉此為幻變之寺廟，遂祓除許多怖畏守門之鬼魔，并把開光之花撒向其他尊者身上。據傳當時未破除之幻術，現在還能看到，故稱之為幻化寺。如是薩班做出許多奇跡，使漢地之佛教日益興盛。”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幻化寺”純屬“唯心主義”的產物，而許多學者卻半信半疑，大部分群眾也似信非信……但是，曾經在原武威地區文聯工作過的著名學者型作家董洪查證得知，幻化寺又稱幻覺寺，當地人不僅把“喇嘛”稱為“和尚”，還將“喇嘛塔”稱為“和尚墳”，這表面看是藏漢雜居區百姓對藏漢兩種佛教的糊涂認識，但實質卻也是這一帶佛教頻繁“改宗”的真實反映。正如我國《山海經》中的許多神話如今已被考古所證實一樣，說明它記載的并不完全是荒誕不羈的傳說，而是一部上古時期的地理著作。董洪透過現象看本質，也認為“幻化寺”的神話故事其實是一篇花教“改宗”弘化寺的精彩文藝作品。

清代同治年間“弘化公主墓”在武威的發現，為河西“弘化寺”發源做了最好的考古注解，但是為了證明這個“1+1=2”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少武威籍的文人學士還是做了艱苦地探索。2021年8月27日，郝厚璋和劉開柱首先聯袂在“中國甘肅在線網”上發表《涼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紹說：“弘化寺位于武威市涼州區韓佐鎮宏化村一組，內有古塔一座，為當地最高塔。該塔系多棱體塔，塔身為直線到頂，非圓瓶型，是典型的漢族樣式。塔體為磚砌構建，從底到頂均用燒制大板磚。塔身顏色為板磚自然色，非涂刷色。整體形象粗壯博大，沒有帽檐束腰等附加，也沒有磚面雕飾等附加，原磚原色，簡潔利落，粗樸大氣，迥異于唐后塔式。”

董洪認為，武南鎮百塔村地勢平坦開闊，氣候溫和，為黃羊河水系雜木河下游沖積綠洲，屬于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如今蘭新鐵路、國道312線分別從其東西兩面經過，車水馬龍，顯然不屬于“幽靜地方”。由于農歷每年有12個月、24節氣、72候(五天為一候)，相加正好是108，所以從佛教角度來講“108”不是數字，是“法天象地”的表法意象，象征“圓滿”，是說“大、多、勝”的意思，在佛教中有很多“108”這個吉祥數字的存在。例如中國古建筑和寺廟建筑也愛用“108”這個數字：拉薩大昭寺，共有柱108根，廓殿初檐和重檐間，有精雕細刻的，獅頭像108只；青海塔爾寺大殿經堂，有直徑1米以上的圓柱108根；西藏桑耶寺周圍的塔群共108座。

由此可見，不夠“108”這個數字就不能視為“圓滿”，薩班剛到時白塔寺尚未建設，故而也不符合“圓滿寺廟”的條件。相反，清同治年間“弘化公主墓”被發現后，證實弘化寺所在地位于“陽暉谷”，位于今金塔河谷前沿扇狀地帶，也是山地與武威綠洲交錯地帶，日照充足，溫暖濕潤，歷史上這里就是適宜于農牧的絕好谷地，而廣大的山地則是良好的牧場。這里交通閉塞，是一個非常適合修行養身的“幽靜地方”。并且弘化寺早在唐代就開始建設，薩班叔侄從西藏到來時已經出現“百塔”而成為“圓滿寺廟”，完全符合蒙古皇室“賞賜”高僧大德“駐錫”條件。

董洪認為，薩迦花教在漢地的落地生根傳播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薩班在蒙古皇太子的支持下對龐大的“弘化寺”進行了果斷地“改宗”， 不但沒收寺廟財產屬民，而且還封禁大部分漢傳佛教經籍印版，并視許多堅守漢地“禪宗”教規的僧侶為“怖畏守門之鬼魔”予以堅決清除，對其他服從薩迦“花教”戒律的尊者重新“洗腦”，將無法改造的唐塔佛殿看作“未破除之幻術”，遺憾的保留漢族寺院的現狀……2004年，西北民族大學歷史系宗教研究中心的才讓教授在第4期《西藏研究》發表《略述薩班在涼州等地的弘法事跡》也認為：“這則傳說說明，薩班在涼州在向闊端等人傳教并非一帆風順，也遇到了阻力。與幻化師之間的斗法，似乎也暗示了薩班與其他宗教的競爭。”在蒙古皇室的大力支持下，經過薩班叔侄的不懈努力，漢地之藏傳佛教空前繁榮。郝厚璋、劉開柱在《涼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紹說：“該寺香客眾多，香火常年不衰，法會儀式尤其隆重，每年農歷五月初三都要舉行盛大的儀式，遠道趕會的四方牧民人山人海。”

根據龍欽《甘露名典》（第二輯）一書收錄的《薩迦班智達傳》記載：“涼州還有一座寺院叫灌頂寺，是給闊端王傳法的地方。薩迦班智達的姐姐若巴讓姆長期閉關的寺院是蓮花寺。以上這四座寺院各有不同的作用，身體不好，可以去有泉眼的海藏寺；幻化寺是皇家寺院，政治活動都在那里舉行；大法事在灌頂寺舉行；蓮花寺主要舉行結夏安居。”《新唐書·志第三十六·百官一》：“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姊妹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視一品。皇太子女為郡主，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從二品”。 在唐朝，為后宮立寺是規矩，為公主立寺更是時尚。“資圣寺，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文德皇后追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復為僧寺”。“永壽寺，永安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崇敬寺，靜安坊。本隋廢寺。高祖為長安公主立為尼寺”。傍陵墓置寺更是由來已久的慣例。“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晉陽公主字明達，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因詔有司簿主湯沐余貲，營佛祠墓側”。

郝厚璋、劉開柱在《涼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紹說：“……弘化公主墓位于弘化寺西北，在今武威市涼州區南營鄉青嘴喇嘛灣，兩地相距約10公里。弘化寺乃弘化公主墓的配套建筑，是弘化公主墓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吐谷渾民族心目中的圣地，清朝以前其地香火之盛遠及西域以至北方各地。……該寺的元宵燈會傳統上是從正月十三開始，由來已久，別具一格，盛名遠播，四處的漢民乃至鎮番（民勤）的社火都趕來“朝龍口”，漢族風格與游牧民族風格交相輝映，人人喜氣洋洋，一派民族團結的祥和氣象，這種奇特是其他寺院很難看到的。”由于吐谷渾“大可汗”類似漢族的皇帝，弘化寺是主供慕容諾曷缽及其王后弘化公主的神壇，其“山門”便正是“龍口”的象征。

2003年8月8日，天祝縣博物館館長李占忠在《青海日報》發表《吐谷渾王朝及弘化公主》一文稱：“此后當地群眾填塞了盜洞，使墓內公主遺骨及大批文物得以保存。同時，又在墓旁山崗上建造了公主廟，繪畫了公主像，遠近群眾經常前往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斷。不幸的是，這座廟宇毀于1927年的大地震。”由此可見，由于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改宗”，原始主供“神圣”究竟是何人？后來弘化寺僧侶們已經不知道了，當地群眾也只好自建“公主廟”，繪畫“公主像”，吸引遠近百姓經常前往祭拜……

幻化寺并非因蒙古皇太子闊端王“賞賜”而成就“皇家寺院”的威名，那么弘化寺具體創建于何時呢？郝厚璋、劉開柱在《涼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紹說：“涼州弘化寺，始建于約武周圣歷二年(公元699年)，系專為弘化公主祭享所建，后演變為吐谷渾王室祭享場所，是吐谷渾陵區最主要的地表建筑之一。其建筑為唐式風格。1958年大煉鋼鐵時被毀。”顯而易見，唐代的弘化寺和元代的白塔寺以及明代的莊嚴寺，是不同時期創建的獨立寺院，明代碑文中將三者混為一談完全是錯誤的記載。

1997年武威日報社記者翟書元、趙國珍在第11期《民族團結》發表《守護一座塔：一個家族的十八代人》一文稱，漢人劉積泰，人稱劉喇嘛，法名族成堅措，今年70歲。根據劉家過去家譜的記載，他們的祖先，即百塔寺第一代管家劉班智卻是土族。百塔村劉喇嘛自幼從天祝紅溝寺出家。50年代末，劉喇嘛被迫還俗，娶了藏區土族女子柳氏為妻。劉積泰喇嘛為什么要劉家保持“純正血統”呢？原來，土族由吐谷渾演變而來，而弘化公主正是吐谷渾的王后。〈宋〉《冊府元龜·外臣部》卷九百九十九曰：“吐谷渾主河源郡王慕容諾曷缽來朝，以宗女為宏化郡主以妻之。”他家世世代代是弘化公主的守墓人，還夢想“世襲管家”。劉積泰一家是百塔寺（弘化寺）“廟產”繼承人，那么證明他是弘化公主的守墓人。

2001年2月，青海民院管理學系副教授韓官卻加在該年度第1期《青海民族研究》（社會科學版）發表《格魯派在青海蒙古民族中早期傳播及其作用》一文中說：“索南嘉措同俺答汗會晤時，盛況空前驟眾十萬余人，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大會。會上，他們以歷史上的薩班與闊端、忽必烈與八思巴的歷史性會見為佐證，以共同回憶歷史上蒙藏兩個民族友好往來的事實，來抒發當今更應珍惜這一傳統友誼的美好愿望。……于是在１５７８年命甘肅巡撫侯東萊派人到青海請索南嘉措到甘肅會晤，吩囑索南嘉措勸說俺答汗率部返回內蒙古。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不僅應邀去了甘肅河西的弘化寺，而且應允勸說俺答汗返回，并給明宰輔張居正寫了一封信。……１５７９年成功的勸說俺答汗率眾返回了內蒙古，并特派東科爾呼圖克圖云丹嘉措，作為其代表隨同俺答汗到內蒙古講經傳法，同時也說明達賴喇嘛與明朝正式納接了關系，使明朝確認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及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中的崇高地位，隨后同中央王朝間的關系得到進一步加深。”

董洪通過綜合其它資料證實，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加措在河西“弘化寺”這一“皇家寺院”受到與元代八思巴同等的隆重接待，他不僅仿效前代“涼州會盟”在弘化寺與甘肅巡撫侯東萊進行歷史性的會晤，而且之后還依照薩班的行跡前往張掖參觀了著名的馬蹄寺，在甘州衙門“二堂”駐錫時才向張居宰相正寫了信函。由此可見，弘化寺不僅是薩班叔侄的“駐錫地”，而且是元明“涼州會盟”的第一見證地。

二、方位：武威城正南還是東南？

眾所周知，我國高中歷史課本上著名的“涼州會盟”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武威的“百塔寺”。但該寺院究竟位于武威的何處呢？明正統十三年九月所立的《重修涼州廣善寺碑銘》清楚地記載了天梯山石窟當時的基本狀況以及“常住田地四至”范圍，這是今天修復石窟和劃定保護區范圍的重要依據，但是《重修涼州白塔志》卻對“常住田地四至范圍”只字不提，令人匪夷所思……大部分人說百塔寺又名白塔寺、幻化寺（藏語稱夏珠巴第寺）、莊嚴寺，位于武威市東南40里的大河鄉張林寨村（今武南鎮百塔村）。例如1997年武威市博物館胡宗秘館長在第01期《絲綢之路》雜志上發表《涼州白塔寺》稱：“薩班靈骨塔基白塔寺，又名幻化寺、莊嚴寺，在今甘肅省武威市東南２０公里的武南鎮白塔村。據說歷史上百塔寺是十分興旺的，是西藏宗教領袖薩班主持修建的，1927年百塔寺毀于大地震，現在的百塔寺是2001年起新建的了，只是在塔林后面有一處遺址，還是舊物，據說是安放薩班舍利塔的原址。在園內中心位置是紀念薩加派四世祖薩班的舍利塔，塔底埋葬了薩班的大部分舍利和經書等。”該“方位”觀點以何為據呢？

明朝宣德年間重修百塔寺時曾留下兩塊石碑，這是確定白塔寺方位的有力證據。古碑一度曾被武南鎮劉家臺莊的村民用來磨刀，最后還是劉積泰喇嘛背回家保存至今，顯然指責劉積泰喇嘛從弘化寺“搬運”而來是一起冤案，這完全屬于臆測。根據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涼州白塔志》（碑陰藏文）的記載：“<白塔>在城<涼州>東南四十里……大明宣德四年，藏僧妙善通慧國師索南堅贊每來寺址，發愿募緣修復佛殿和寶塔。呈報朝廷，皇上賜名日莊嚴寺。”《重修涼州白塔志》（碑陽漢文）中記載：“涼州為河西之重鎮，距城東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白塔……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國師鎖南監參因過于寺，憫其無存，乃募緣重修寺塔，請命于朝，賜寺 名曰莊嚴。”由此可見，碑文中記載御賜“莊嚴寺”就是“白塔寺”。

但是，清乾隆年間武威籍著名學者張玿美主編的《武威縣志·建置志》“寺觀”條云以“寺名百塔寺，內有大塔，四環小塔九十九，因得名。”《大清一統志》記載：“百塔寺，在武威縣城東南二十里，有塔。”張玿美編纂的《五涼全志》記載：“百塔寺，東南四十里，內有大塔，四環小塔九十九因得名。”如同“青嘴灣”和“喇嘛灣”合稱為“青嘴喇嘛灣”一樣，當地人也將“莊嚴寺”和“弘化寺”合稱為“莊嚴弘化寺”，其原因是兩者之間距離很近。于是，諳熟故鄉地理的張玿美又在《五涼全志》中記載:“莊嚴寺，城南四十里。”因明代碑文記載“莊嚴寺”就是“白塔寺”，矛盾中的張玿美只是修正了“莊嚴寺”的方向而未更正其距離，故而留下了歷史記載的破綻……由此可見，清代同一人編纂的地方志早就證明二寺方位不一致且相距甚遠。更有甚者，清代蘇銑的《涼鎮志》大膽地推測:“莊嚴寺，舊靜覺寺，城南六十里。”外埠有人竟據此斷定武威有兩個“莊嚴寺”？2003年白塔寺維修復原竣工綜合碑文再次糾正說：“白塔寺，又名百塔寺，藏語稱夏珠巴第寺，意為東部幻化寺，位于甘肅省武威市（古稱涼州）城東二十里……”其中再也不提“白塔寺”就是“莊嚴寺”了。由此可見，“莊嚴寺”并非武南鎮“白塔寺”，這是明代碑文的第二個明顯的錯誤。但是，楊云鵬和該碑文觀點一樣，都認為武南鎮白塔寺在武威城東面，對此自幼在武威長大的董洪不敢茍同。

吐谷渾后人大多數已與各民族融合，少數沒融合的則保留為現代青海的土族，其中甘州“裕固族”就融合了一支吐谷渾人，他們對河西“弘化寺”的記憶沒受藏傳佛教“改宗”的影響。2015年10月12日，有位佚名的學者在網上綜合民族學者的觀點發表《裕固族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一文指出：“喇嘛教（藏傳佛教）盛行，應在13世紀蒙古西征后的薩里畏吾時期。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蒙古貴由元年）統帥西北大軍的蒙古皇太子闊端（窩闊臺之子），邀請西藏地方實力派首領、藏傳佛教薩加派第四代祖師薩班·貢噶堅贊在今武威舉行著名的“涼州會談”。從此西藏統一于中國,蒙古貴族率先信奉藏傳佛教薩加派。闊端在涼州修建弘化寺，作為薩班駐錫之地，薩班在涼州弘揚佛教約10年，卒于涼州，建靈骨塔于弘化寺。這對佛教薩迦派在甘青各族人民中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對薩里畏吾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河西“弘化寺”位于何處呢？《武威縣行政區域圖》（1975年繪制）標作“紅花寺”。《五涼全志校注》（1999年6月版）：“弘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武威縣志》：“宏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陜西通志》：“宏化寺，在武威縣，城南四十五里。”顯而易見，涼州城南45里的弘化寺和距離弘化寺100米處的莊嚴寺以及位于涼州城東南40里的白塔寺，是屬于截然不同的獨立寺院，明代碑文中將三者混為一談是錯誤的記載。

三、塔林：49座？50余座？100座？108座？

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重修涼州白塔志》（碑陽藏文）中記載：“此奉置舍利子之塔，因由帝師八思巴建立后以兵灸而蕩然無存。”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涼州白塔志》（碑陽漢文）中記載：“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資頹毀殆盡，瓦礫僅存。”明宣德六年六月《建塔記》記載：“清信奉佛肅府內臣黃潮宗，法名福聚，感戴四恩覆蔭，三寶維持，無由答報，謹發誠心，喜舍資財，于涼州重興百塔寺內，命工起建菩提寶塔一座。”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塔院碑記》記載：“緣建白塔，將板只達金身靈骨裝入在大塔內。其余眾塔，俱有舍利。”2003年白塔寺復原維修竣工綜合碑文說：“白塔寺及白塔曾先后于元、明、清多次復修，惜于1927年毀于大地震，所幸薩班靈骨塔基尚存……”既然明宣德五年碑文才記載小塔只有50余座，那么明宣德六年的碑文怎么就能突然記載為“百塔寺”，試問間隔僅一年其余50余座白塔從何而來？莫非索南堅贊又模仿薩班法王施展了“幻化”的法術？

學者簡介：董洪是“收復新疆，論功第一”的清民族英雄董福祥族裔，又是“黑箱考古”理論的創始人和國家級甘肅“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奠基人之一。1992年因破譯“金馬張”是銅奔馬設計大師張江之謎而一舉馳名海內外。他先后《甘肅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報》、《飛碟探索》、《檔案》、《河西學院學報》等報刊發表過學術論文多篇，新華社曾兩度向全國50余家晚報發通稿予以報道，并被《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南方周末》、《瞭望》（海外版）、《人民日報》（海外版）、美國《僑報》、香港《文匯報》、《澳門日報》等60余家報刊、電臺、電視、網站大力宣傳。曾兼任過“紀念銅奔馬出土３０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組委會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