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考古大揭秘｜2件銅馬，是不是定位“假牦牛”的時間標尺？

作者 | 郝厚璋

編輯 | 張銅宇

關于吐谷渾“二馬相斗”的歷史記載與2件銅馬的實物對應得是如此的吻合，細想，這真的是屬于偶然或慣見的巧合那么簡單嗎？翻遍二十四史，還能不能再找出這樣合釘合鉚的巧合？

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萬莫忘了2馬1牛是同坑出土，盡管2馬實物已經不存在了。千萬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僅與2馬1牛出土地相距不遠，而且同在一個區域、同屬一個山系。千萬莫忘了清朝以來在武威青嘴喇嘛灣陸續出土的吐谷渾王室9方墓志，不僅也同在一個區域、同屬一個山系，而且同在“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的“涼州之南山”。 更要特別強調的是，千萬莫搞錯了無論是慕容智墓還是青嘴喇嘛灣9方墓志可都是王室之葬。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規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除非末代，沒有地表配置的王室之葬自周公定禮制以來在中國就不曾存在過。請問，“涼州之南山”出土了這么多的吐谷渾墓葬，地表配置出土過嗎？翻遍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研究過嗎？ 須知，“涼州之南山”陸續出土的10位墓主代表的可是大唐皇家的賜葬！

出土器件相互佐證，這是文物考證的起碼常識。我們在對銅牦牛研究的時候，眼睛卻只盯著“假牦牛”，似乎把同坑出土的2件銅馬給忘記了，這是對常識的不自覺違反。違反了常識，結論鮮少不荒謬。

雖然2件銅馬因為過分銹蝕被丟棄了，但其承載的歷史信息是引導我們進入“假牦牛”歷史隧道的重要旁證，更是我們校準“假牦牛”鑄造時代的重要時間標尺。

前面已經說過，2件銅馬、1件銅牦牛屬于大型祭祀禮器，宮廷制造，非一般性首領不能當此配享，這是漢文化輻射圈特有的禮制規矩，沒有例外。這一條，就足以支持我們“抓大放小”，避開許多不必要的瑣碎糾纏。2件銅馬、1件銅牦牛的同祀，又足以支持我們將可能的范圍進一步縮小至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如果再反究個大型禮器，那可能的范圍就只剩得在青藏高原稱王稱霸過的游牧民族了。青藏高原很大，但歷史上在青藏高原稱王稱霸過的游牧民族卻寥寥可數。在中華五千年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吐蕃王國之外，也就是吐谷渾王國了。

 前文我們已經排除了吐蕃王國的可能性，那我們就看看吐谷渾王國。

 資料1：

《列傳第五十六•鮮卑吐谷渾傳》：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弈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為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斗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斗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斗。斗在于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于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并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并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啟。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余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并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余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于是遂西附陰山。

 遭晉亂，遂得上隴。后廆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兄為「阿干」。廆子孫竊號，以此歌為輦后大曲。

 資料2

渾既上隴，出罕開、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開，今桴罕縣。自桴罕以東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為阿柴虜。

 結合相關史料，以上文字的大意是說，阿柴虜吐谷渾，其祖源自遼東鮮卑族。奕洛韓是遼東鮮卑的部族首領，生了兩個兒子，哥哥叫吐谷渾，弟弟叫若洛蝅。弟弟若洛蝅是父親奕洛韓的正妻嫡生，父親奕洛韓就把部族首領位子傳給了弟弟若洛蝅，弟弟若洛蝅就是后來慕容氏的祖先。哥哥吐谷渾是父親奕洛韓的其他老婆生的，其父在世的時候雖然分了七百戶牧民給哥哥吐谷渾，但這兄弟兩個放牧從來都是混在一起的。有一天兩匹馬打架了，弟弟若洛蝅就派人對哥哥吐谷渾說：“父親早就給我們分了家，你為什么不滾遠點？”吐谷渾說：“發情的馬相互打斗是自然現象，你沖我發什么脾氣？要一輩子不見面很容易，我現在就遠離你一萬里。”于是率領自己的部落向西而去。

 弟弟若洛蝅后悔了，就派同族前輩們和長史乙那樓去追勸哥哥吐谷渾。吐谷渾說：“我們遠祖流傳下來這么個說法，說有算命人預言，到我們父親這一輩會生出兩個了不起的兒子，這兩個兒子能各自開創出一番流傳子孫的基業。我不是正妻嫡生的兒子，更沒有兄弟兩個擠在一處同時興盛的道理。今天的兩馬相斗，大概就是老天爺啟示我們兄弟從此相別吧。如果不信，那你們就把我的馬群向東趕，馬群如果東走，那我就回去。”乙那樓高興地說：“我們遵從主公。”于是以二千騎士去圈轉吐谷渾的馬群。向東走了不到三百步，馬群突然齊聲大嘯，如摧山崩岳之勢向西奔去。每圈轉一次馬群就向西移動一次，反復圈轉十多次馬群反而西移得更遠了。乙那樓跪著說：“可汗，看來真是天意，確實非人力所能改變。”吐谷渾面對他的部落起誓：“我們兄弟兩個的子孫理應一并昌盛。我弟弟若洛蝅繼承我祖上遼東的家業，若從他這一輩算起，傳到他兒子輩，傳到他孫子輩，傳到他曾孫子輩，再傳到他玄孫子這一輩，大約需要一百來年時間。我今天就遠走他鄉，等到我的玄孫那一輩，差不多也應該有遼東這么一番基業了。” 于是率領他的部落啟程向西，依靠陰山發展。后來正趕上晉朝“八王之亂”，就順勢占據了上隴一帶。

弟弟若洛蝅后來想念哥哥吐谷渾，就經常唱一首歌曲，這就是《阿干之歌》。“阿干”，鮮卑語的意思就是“哥哥”。弟弟若洛蝅的子孫后來當了皇帝，就把這首歌改名為《輦后大曲》。

 吐谷渾占據上隴一帶后，又向罕開、西零一帶發展。西零就是唐朝的西平郡，罕開就是唐朝的桴罕縣。從桴罕向東一千多里，包括甘松，西抵黃河之南，南達昴城、龍涸，這都是吐谷渾創下的基業。他的子孫后來又從洮水向西南發展，一直擴張到白蘭。在這幾千里的范圍內，他的子孫過著“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酪為糧”的游牧生活。因為西北少數民族把吐谷渾部落稱為“阿柴虜”，所以史書也稱這支游牧民族為“阿柴虜吐谷渾”。

這段史料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白紙黑字證明了吐谷渾民族自初至終就是以牧馬為生的。“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物”，其他犯罪都可以寬贖，唯獨盜馬就必須得死，足見這個民族對馬的愛重。在律法規定中把盜馬等同于殺人的，這在漢文字記載中是唯獨的一個，找不出第二個。

 第二，白紙黑字證實了“二馬相斗”事件的真實存在。兩匹馬打斗這樣的事情從地球上有馬以來就年年月月日日時時都在發生，但不惜筆墨如此大篇幅地鄭重錄于史的“二馬相斗”，在漢文字記載中這是唯獨的一個，找不出第二個。

第三，可以說，沒有“二馬相斗”就沒有后來的吐谷渾民族，更不會有后來的吐谷渾王國。“二馬相斗”之于吐谷渾民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當與漢高祖“斬蛇起義”、宋太祖“牛角掛書”、明太祖“炙牛投軍”等等具有同等的圣神性。對于吐谷渾民族來說，“二馬相斗”在紀念始祖吐谷渾開創偉業的參天之功、標識民族歸屬認同、說清本民族源流、激勵子孫萬代奮發開創、傳承歷史文化基因等方面，具有非比一般的崇高價值。這個“二馬相斗”之“特”的標定，就排除了與其他民族混同的可能性。

 第四，“二馬相斗”不僅是吐谷渾民族始祖的一個重大事件，在相信“殆天所啟”的吐谷渾民族眼中簡直就是老天爺的代表，對“二馬相斗”的敬畏又遠在其對始祖尊崇的敬畏之上。這個“殆天所啟”，就標定了“二馬相斗”在吐谷渾民族心目中無可替代的無尚地位。

從古至今，祭祀是游牧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其圣神性無逾其上。祭祀的實質是答謝恩情，祈求天意。祭祀必有主。所謂主，就是受享對象的象征物，諸如祖先神主、宗廟掛像、人物塑像、英雄功勛碑，等等。沒有主的祭祀，在任何民族任何信仰中都不存在。

祭祀的核心意義是歸屬認同。祭祀活動的實質是族群內部的一種聯絡識別符號，所以游牧民族的祭祀往往是部族首領大聚會。吐谷渾王國的社會活動范式不可能例外于游牧民族，沒有了祭祀活動王國各部落的歸屬認同就沒有了載體，民族的向心力就無以體現，是從是棄、是敵是友就無以識別，部落糾紛就無法裁定。

 宗廟社稷的春秋四祭是所有祭祀活動中最圣神的國家大典。“祭必隆禮，祀必隆器”，“祀分主陪，禮別貴賤”，這是宗廟社稷的基本講究。無論是漢民族還是游牧民族，陪祀禮器往往是最能證明本民族源流和天意的圣物，沒有例外。

深受漢文化影響的吐谷渾王國不可能沒有祭祀，更不可能沒有宗廟社稷。吐谷渾王國要選擇宗廟社稷的主，最好的選項是什么？當然是始祖吐谷渾。與吐谷渾民族有著重大淵源的吐蕃是最好的實證，不妨可去拉薩布達拉宮驗看。

祀分主祀、陪祀，有主有陪。有主無陪就稱不上宗廟社稷。吐谷渾王國的宗廟社稷，主祀之外，如果要選擇陪祀禮器的話，尊崇性上難道還能有超過“二馬相斗”的選擇嗎？從各少數民族無不對信仰物戒殺這一條對照，為什么“凡殺人若盜馬者死”，是不是強調了這種選擇？

 如果我們細心閱讀《鮮卑吐谷渾傳》就會發現，除了“二馬相斗”這個故事外，通篇就再沒有哪件事情達到如此詳細的記述。之所以在惜字如金的史筆下如此地不惜筆墨，是否可以反證出吐谷渾民族因為“二馬相斗”對馬的崇祀？

 眼見為實，2019年在甘肅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浩門組發現的吐谷渾王室慕容智墓，其中出土了不少彩雕馬，這些彩雕馬可不可以作為吐谷渾民族對馬崇祀的實證？

與慕容智墓相距不遠處的天祝縣哈溪鎮友愛村峽門臺生產隊，1972年與1件銅牦牛同坑出土的2件銅馬，這2件銅馬可不可以作為吐谷渾王國宗廟社稷因為感念“二馬相斗”的“殆天所啟”以2馬為陪祀的實證？

 可以說，翻遍二十四史，在漢文字記載中對馬的愛重到了“凡殺人若盜馬者死”這種程度的，吐谷渾民族是唯獨的一個，其他游牧民族中就再找不出第二個。翻遍二十四史，在漢文字記載中除了對吐谷渾民族“二馬相斗”的記載，在其他民族中還能再找得出相類似的第二個大篇幅的“二馬相斗”嗎？

 史證與實物是如此的吻合，細究過沒有，為什么對應得如此的巧合？能不能再找出這樣合釘合帽的巧合？進一步追問，難道這真的是偶然或慣見的巧合嗎？史證與實物對應，包括漢文化圈所有民族，能不能再找出第二個2件銅馬這樣的巧合？

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萬莫忘了2馬1牛是同坑出土，盡管2馬實物已經不存在了。千萬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僅與2馬1牛出土地相距不遠，而且同在一個區域、同屬一個山系。千萬莫忘了清朝以來在武威青嘴喇嘛灣陸續出土的吐谷渾王室的9方墓志，不僅也同在一個區域、同屬一個山系，而且同在“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的“涼州之南山”。

 更要特別強調的是，千萬莫搞錯了無論是慕容智墓還是吐谷渾王室9方墓志所代表的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可不是小民百姓的一埋了之。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規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清朝以來在武威青嘴喇嘛灣吐谷渾王室9方墓志的陸續出土，就已經實證了“涼州之南山”是吐谷渾王室的聚葬地，就已經昭示了其陵區的規模不可能如小民之葬僅是尺方之地。1972年相距不遠處出土的2馬1牛，就已經明示了9方墓志絕不僅僅是有個墓穴那么簡單，就意味著這2馬1牛決不是外于9方墓志的獨立存在。2019年發現的吐谷渾王室慕容智墓，更是挑明了這一點。

有葬就有祭，有祭就有祀。王室之葬，不僅意味著占地規模的浩大，更加意味著符合禮制配享等級的地表配置。沒有享殿之類的地表配置，就稱不上帝王之葬。

 凡漢文化所及，除非末代，沒有地表配置的王侯之葬自周公定禮制以來就不曾存在過。

請問，“涼州之南山”出土了這么多的吐谷渾王室墓葬，地表配置出土過嗎？

研究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曾想到過嗎？

須知，“涼州之南山”陸續出土的10位墓主背后可都是大唐皇家的賜葬。

那么，這2馬1牛到底是個什么？

明確告訴你們，這是吐谷渾王國宗廟社稷的陪祀禮器。

 特別提醒，這2馬1牛可不僅僅是享殿陪祀那么簡單，也千萬別自以為是地認定為享殿禮器。二者是有差別的，搞混了是又會鬧笑話的。欲知其中道道，請認真看后續。

 吐谷渾民族是否深受漢文化影響這一點，關聯著“涼州之南山”吐谷渾王室墓葬有沒有象漢民族王侯之葬那樣的地表配置。

確鑿地說，除北魏拓跋氏外，在主動融入漢文化方面，再沒有哪個游牧民族能趕得上吐谷渾民族對漢文化融入度的之廣之深。

資料1

吐谷渾最高首領往往自號某某將軍、某州刺史或某王,史書稱之為大人或將，各種佐官之職掌大體仿效當時的中原王朝政權。《舊唐書.吐谷渾傳》載，在夸呂時代以前“其官初有長史、司馬、將軍”，其下有“將軍、長史”、“司馬、博士、侍郎、別駕”等佐官。約自夸呂以來“有王公、仆射、尚書、郎中”。到唐代又出現國相、丞相等官職。

資料2

《舊唐書.鮮卑吐谷渾傳》“其官初有長史、司馬、將軍。近代已來，有王公、仆射、尚書、郎中。其俗頗識文字。”

資料3

《宋書.鮮卑吐谷渾》“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史臣曰：“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

如果再細心一點，加上慕容智墓志，“涼州之南山”出土的10方墓志都是采用漢文書寫，沒有像滿清、西夏等游牧民族那樣采用雙文和多種文字書寫。這與《鮮卑吐谷渾傳》“其俗頗識文字”的記載是一致的。

 10方墓志的漢文書寫，證實了吐谷渾民族采用的是漢字，就如高度漢化的北魏拓跋氏的造像魏碑僅用漢文一種文字書寫是一個道理。注意，這個“頗識文字”的“文字”包括漢字，也包括其他各種文字。“徒以商譯往來”，“商譯”就是不同語言之間交流的翻譯。意思就是吐谷渾人與各民族打交道兼通各種語言。這個“商譯往來”，就證明這個“頗識文字”是包括其他各種文字。“頗識文字”卻只用漢字書寫碑文，足見吐谷渾民族漢化的程度之深。

 “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這個“長史”是官職名稱，這個“乙那樓”是人名。注意“長史”一詞，注意諸如“有王公、仆射、尚書、郎中”等官銜。《鮮卑吐谷渾傳》明確記載，吐谷渾王國的漢化，不僅在官爵禮儀上，而且是在方方面面，其漢化程度是除北魏拓跋氏外最深透的一個。有官就有爵，有爵就有配享等級，有配享等級就有葬制的配享標準，這是漢文化圈的一條普適性。

漢化的深透，是不是就一定關聯著吐谷渾王室之葬必有地表配置？

一方面，北魏拓跋氏與吐谷渾同屬于鮮卑族。由于歷史上世受漢封的淵源，北魏拓跋氏的漢化在中國歷史上是著了名的，北魏時代開鑿的洛陽龍門石窟、大同云岡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酒泉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等等，可也是著了名的。

 僅從區區武威一地的羅什寺、白塔寺、弘化寺、蓮花寺、金塔寺等等地表建筑的集中度，可以想見北魏先后各游牧民族對地表建筑的熱衷。

 從西夏王陵、青海血墓、樓蘭遺址等等來考察，通過突出地表建筑以尊顯身份等級，在漢文化圈特別是漢化程度較高的游牧民族中是多么的普遍。以保存至今的石窟、廟宇為證，尤其是北魏拓跋氏的造像魏碑，把葬制特別是突出地表建筑泛延到了極致。作為同源于鮮卑族的吐谷渾民族，以其官爵完全漢化的邏輯，必然是官爵配享制度的漢化和陵葬配享制度的漢化。

 可以說，從遼東鮮卑祖先世受漢封以來，吐谷渾民族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的禮制規范，其葬制更是不可能少了享殿及石馬、石羊、石人等地表配置。

 至于武威境內發源于“涼州之南山”的石羊河，是不是與吐谷渾王室陵葬有關？其名起源于何時？學者們很好地研究去吧。

 另一方面，自禹鑄九鼎以來，大型青銅器從來就是與爵位配享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來沒有分開過，并不是誰都有資格可以隨便鑄造、隨便擁有、隨便配享的。非爵不得配享，其等級觀念的森嚴在漢文化圈是再明確不過的。非爵配享甚至配享錯了等級就是犯了所謂天下之大不韙，這是歷代國法的頭一條，不存在例外。“楚子問鼎”、“問鼎中原”的典故，在事事處處昭告著大型禮器配享制度的嚴肅性和違制、僭越的嚴重性。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是漢文化圈再普遍不過的禮制。與封授制度相配套的是配享制度，在漢文化圈就沒有超出配享等級這種強制性的可能。吐谷渾（一世）生前就封河南王，且吐谷渾王國繼嗣王爵的歷代首領皆得自漢封，《鮮卑吐谷渾傳》記載得清清楚楚。官爵的高度漢化說明，深受漢文化影響的吐谷渾王國脫離王爵配享制度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更不可能沒有宗廟社稷。注意，漢文字記載的吐谷渾歷代首領的封授稱呼都是中原王朝的漢封，而不是自封或其他政權的封贈。許多人把這個搞錯了，故此特別提醒。

“無主不祭，祭必有主”，“器不亂祀，祀必有源”，這是祭祀的基本講究。無論是宗廟還是享殿，在建筑格局上分主殿、配殿。主殿祀主，配殿陪祀重大禮器，主陪分明，一點都錯亂不得。陪祀禮器必有淵源，非最具代表性的重大關聯不可能進入陪祀之列。無論是基督教的羊、道教的青牛、佛教的白象，還是成吉思汗陵、明陵、清陵乃至將軍祠廟、姓氏宗祠，其陪祀無不是與本主密切相關的圣物且是最能代表法力權威的物事，沒有例外。

吐谷渾王國的歷史表明，2馬1牛均是與吐谷渾民族有著重大恩情的東西，屬于吐谷渾民族心目中高于性命的尊崇，才能有資格成為吐谷渾王國宗廟社稷相始終的禮器。2馬1牛的擺放，一般是置于配殿，或陪祀于主殿的主位下首，分祀左右。若以尊卑先后論，一般是2馬居左殿、1牛居右殿。但由于1牛是大唐皇帝御賜，其擺放必是1牛居左殿、2馬居右殿，以突出皇帝之尊與從屬主次。這也與2馬1牛埋藏時1牛居中、2馬分左右的意味是暗合的。

如果不信，可以以現存的寺廟為對照。福州有個白馬廟，供奉的就是多次對該姓祖先有救命之恩的一匹白馬，陪祀于左側配殿，右側配殿陪祀的是該姓祖先所用的一桿長兵器。如果再留心一點就會發現，遍天下凡祀馬的祠廟都是只陪祀1匹，罕少陪祀2匹的。即使2匹馬為祀，也是祀主不同時期不同事件的重大關聯。即便是唐太宗昭陵的六駿、周穆王的八駿，也都是與本人有著重大淵源的。沒有直接重大關聯的，就不可能進入祀享之列。

除了“涼州之南山”出土的這2件銅馬，誰能找出沒有重大淵源不在同一事件而同祀2匹馬的實物或記載的反證？作為與吐谷渾王國有著特定歷史淵源的“涼州之南山”同時供奉2件銅馬，不是源自“二馬相斗”這個重大淵源而何？2馬1牛的同坑出土，就已經說明了這2件銅馬一定是同祀，也一定是“祀必有源”。2件銅馬的源，就是這個“二馬相斗”。正因為這個源，2件銅馬在擺放時不可能分開，而必是同位同祀。如果不是對應“二馬相斗”，又何以解釋得通為什么同祀2件銅馬？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1972年天祝縣哈溪鎮友愛村峽門臺生產隊同坑出土的是1件銅牦牛、2件銅馬。這是本人于2019年8月18日親赴出土地調查來的結果，詳細情況見本系列文章“之一”《 吐谷渾牦牛出土記》。

近來有的研究成果中把2件銅馬表述為“1匹銅馬、1匹銅騾”。俗話說，狗肉不上席，騾子不上供，緞子不入墳。意思就是待客的宴席上不上狗肉，祭祀的事情上忌諱騾子，喪葬之事忌諱與斷子絕孫諧音的緞子。因為，在以多子多福為吉祥的漢文化圈，失去了生育功能的騾子是不吉祥的。“非吉不祀”這一條，凡漢文化圈都一樣。須知，這2馬1牛可是祭祀禮器，而不可能是別的。

有人疑問2件銅馬的朽爛是不是挖掘時損毀的？明確回答，這個問題不存在。這是同坑出土，即使有著挖掘損毀的可能，要知道是同一批人同一時間段的挖掘，為什么1件銅牦牛完好無損？有能將2件銅馬挖掘損毀到都不可拼對的嗎？即使挖壞局部或1件完全損毀，難道連另1件銅馬的大體骨架也不能保持？對照1件銅牦牛，一戳即破又作何解釋？

有人為了將2馬1牛附會成吐蕃鑄造，舉當地發現古代銅礦遺址為證。明確回答，連一絲可能性都不存在。且不論這個所謂的銅礦是何時代，就一個“假牦牛”就足以否定，更莫論懂不懂從銅礦到銅牦牛的各種技術環節了。不同于其他工藝技術，就一個鑄造環節，大型青銅器的鑄造是古代工藝技術中難度最大的，具有技術私密型、工藝集成型、團隊協作型、把控臨機型和皇家專斷型等特點，技術的復雜性和高精尖不亞于今天打造一艘航空母艦，并不是有個銅礦就可以有權利鑄造和能夠達得到一流精品的。

像2馬1牛這樣的特大號，且是精品中的精品之特大號，是高精尖技術團隊密切合作的集成，并不是隨便一兩個大師大匠就能把各環節完成得如此盡善盡美的。不同于小件，不管是什么材料，凡大型的鑄造器件都無法做到一模成型，無不是分模拼鑄。離不開分模拼鑄就無法避免拼接處的溶液外溢，有外溢必然凝固成線形溜痕，要消除溜痕就回避不去打磨這一道工藝環節。

 要知道，青銅是古代最堅硬的金屬，在沒有現代工具的條件下，一道溜痕的取平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難事。除了溜痕，凡鑄造的器物都無法做到器表光滑，要消除凹凸就必須經過打磨，此即所謂“器不磨不成器”也。

 注意，這件“假牦牛”可不是小件，也千萬別拿小件來說事。要將這樣特大號的一件青銅鑄打磨到無微不及的水平，這樣的耗時耗力功夫不是隨便哪個權威都能夠做到的，這樣的高精尖技術也不是普天下工匠和哪個地方工匠團隊所能擁有的。如果不信，可去各寺廟考察古代鑄造的香爐鐘鼎，那可都是地方所鑄。比照這些，睜大眼睛看清楚了，僅打磨這一小小的環節，武威雷臺出土的銅奔馬就趕不上這件“假牦牛”。

 試問，能不能再找出打磨到如此全面精細的第二件這樣特大號的青銅鑄？僅憑這一點，就足以看出這是一件什么樣等次的大師大匠團隊才能協作成的稀世精品，更突顯出又是什么樣的身份才夠得上配享資格。再進一步想，一頭“假牦牛”居然被接受了，是來自什么樣的權威？如果還想不明白，可以再深入地去想。

最后鄭重提醒：

第一，實物與史證對證，這是對歷史文物斷代和作出結論的起碼準則。因此，在對2馬1牛作出結論時，必須堅持實物與史證相同一的原則，而不是缺證或以附會乃至編造的證據為斷。

第二，同坑出土器物，對其斷代和結論時，必須對每一件器物的功能、用途、來由、損毀等，特別是時間線，必須給出符合邏輯的解釋，而不能單獨對其中一件器物斷代和結論。如果對其他器物漠視不顧，這樣的斷代和結論是難以做到符合邏輯的解釋的，必然是難以符合歷史真實的。

第三，考古斷代是一個系統性學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地下不見地上，只見實物不見文化，只見一隅不見天外，是難以看見問題之外的問題的，也是易于自設陷阱的。所謂系統性，就是放眼地下地上而不是偏執于一隅，放眼所有問題而不是偏執于一點，放眼邏輯而不是偏執于經驗局限。所謂放眼所有問題，就是必須回答所有問題，特別是要害性問題必須嚴謹地作出符合邏輯的回答，且對于所有的回答必須經得住追問，而不是選擇性回答或逃避問題的追問。

第四，考古斷代中的時代特征固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依據。因為，工藝技術的私密性、封閉性、壟斷性和傳承性、沿革性、漸進性決定了，有些時代特征的形成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截然分明地呈現出來，也不是一時間能夠普遍化，必然有一個符合邏輯的積累發展過程。這就意味著，時代特征有時未必可靠，如果固執于經驗有時不排除會被自信所打臉。

關于這些專業性問題，容后詳論。

 再說一遍，在中國古代，型號規制和工藝檔次決定了，大型青銅器并不是誰都可以鑄造、配享、擁有的，更不是隨便哪個地方首領就能有資格鑄造、配享、擁有的，這是禮制的強制性。只要是漢文化圈，沒有例外。在我們對大型青銅器斷代的時候，首先要認準這一條，且把這一條作為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千萬別蹈入常識性錯誤。

對于這件“假牦牛”的所謂元代鑄，所謂藏鑄藏有藏祀說，很顯然是忽視了大型禮器之于禮制配享級別的強制性，在史證上對“白牦牛”傳說的時代性及其中的內涵沒有做認真的考究，眼睛只盯著器物卻完全忘記了帝王之葬之于地下地上應有的規制。更重要的，是只盯著1件銅牦牛卻忽視了同坑出土的2件銅馬，在時間線上沒有認真地重視“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這一核心問題的回答。據當事人回憶，2馬1牛都是青銅鑄造，而青銅的朽爛是有時間臨界線的。

 如果時間不到，2件銅馬不可能銹蝕到一戳就爛的程度。須知，與這1件銅牦牛同為青銅鑄造的2件銅馬，從元代到1972年，在時間線上要達到一戳就爛的程度是遠遠不夠的。就因為2馬的朽爛，為銅牦牛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時間標尺，等于暗示我們，在銅牦牛斷代上回答清楚“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這一強制性問題是必須的。

從事考古的專家們和自信滿滿的學者們，這里需要追問，你們遇到過一戳就爛的青銅器嗎？

若是一戳就爛的青銅器，是什么朝代的？發現過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國一戳就爛的青銅器沒有？注意，是青銅，別拿其他質料來混攪。

 即使退一步問個常識性問題，作為游牧民族的吐蕃王國、蒙元王朝會鑄造、認同、崇祀一個黃牛身子、牦牛尾巴的“假牦牛”嗎？誰有本事翻遍地球找出吐蕃鑄、蒙元鑄第二件青銅或其他質料的“假牦牛”，這要比千萬篇附會、編造乃至權威認定有力得多。

 總結一下，在對這件銅牦牛斷代的問題上，必須清楚地回答以下核心問題：

1、為什么鑄造成了一頭“假牦牛”？

2、2馬1牛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

3、2馬1牛是不是同坑出土？

4、2馬1牛是不是大型禮器？

5、這件銅牦牛是什么樣檔次的工藝水準？

6、什么是王室之葬？

7、“二馬相斗”、弘化公主下嫁能不能構成史證？

這幾個問題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要命的，要斷代這件銅牦牛就必須一個不少地作出不帶任何含糊的回答。其重要性在于：

為什么鑄造成了一頭“假牦牛”？這一問題足以否定所謂藏鑄說、蒙元鑄說，足以否定所謂藏有藏祀說。

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青銅衰變周期的這一強制性，如尺寸丈量一樣地標定了2馬1牛鑄造的時間軸，這一問題足以否定所謂元代鑄造說、明代鑄造說。

2馬1牛是不是同坑出土？這一時間強制性的標定，足以裁度所謂這代那代說的在時間線上的是否可靠，足以指引我們圈定2馬1牛鑄造的真實年代，足以引導我們在茫茫史海中尋找與實物相對應的白紙黑字證據。

2馬1牛是不是大型禮器？這一問題足以否定私鑄說、民鑄說、地鑄說，足以否定非等級鑄造、擁有、配享等一切瑣碎糾纏。

 這件銅牦牛是什么樣檔次的工藝水準？這一問題足以界定這件“假牦牛”是屬于國寶中的哪個檔次，足以圈定配享者的身份級別，足以拷問所謂這鑄那鑄說的真偽，足以拷問特征說、技術說、權威說是否就絕對，從而在這說那說中去偽存真確定2馬1牛的真實身份。

什么是王室之葬？

這一問題足以敲定2馬1牛主人的真實身份，進而追問2馬1牛為什么出土于“涼州之南山”，“涼州之南山”到底是個什么地方。

“二馬相斗”、弘化公主下嫁能不能構成史證？這一問題足以比照出圍繞這件“假牦牛”斷代問題上的一切所謂證據的是否確切、是否真實、是否系統、是否成立。

以上幾個問題，只要其中一個是否定的，那么所持結論就毫無余地是否定的。各位專家學者不妨自答自大一下。

以上每一道問題等于是一條直線，一個不少地延伸出去，其交匯點就是這件銅牦牛的真實面目。

就這么簡單。

系列文章閱讀：

大揭秘① | 為什么說甘肅天祝銅牦牛是“假牦牛”？

大揭秘② | 為什么說甘肅天祝銅牦牛是“假牦牛”？

 作者簡介：郝厚璋，生于涼州，學于蘭州，居于福州。文學作品發表于《中華時報》《讀者》及新華網、廣播電臺等刊物媒體。經濟社會研究成果發表于《新華文摘》《人民文摘》《國內動態清樣》《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等刊物。

作者微博：吐谷渾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