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生活

我在1927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長大，上學，工作，父親鄭光慎（號杰三）母親王柔芬是廣東省潮陽縣蘆池鄉下遼村人，聽家里老人說，祖父在晚清時代做過官，而且仕途平穩，聲望很好，但在那里的官，有多大官爵品位也不清楚，記得小時候在上海成都北路家中曾掛著一幅祖父的畫像，有一人高，穿著寬大顯赫的官眼，顯得嚴肅莊重，雖然目光慈祥，但在陰暗的客廳里，我們小孩只遠遠的看，不敢在畫像前逗留，祖父年老辭官后，回家務農，生活比較富裕，祖父一生養育我父親三兄弟和從未見面的兩個姑姑。因為家里人丁興旺，經營得法，到祖父去世時，我父親和大伯父，三叔都有了各自的房產和田地，在那時候廣東潮汕地區有好多人到上海淘金。先是打工，有了積蓄和實力后，就自己開店經營，再把自己的子女親友叫到上海替他打工，如此循環往復，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在上海形成小有名氣的潮汕幫。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父親三兄弟都先后賣掉老家的部分田地，到上海購買房產，開店經營，開始時，父親在上海華界（當時上海有華界、英租界、法租界）虹口地帶買房開店，1927年我在虹口區出生，開始我的童年生活，1932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一二八事變，攻占上海，向上海華界實施轟炸、燒殺。迫于無奈，父親帶全家躲進了英租界，時局平穩后，父親又與大伯父合資在英租界成都北路口買了一處有七八個門面大沿街門面，前店后家，經營舊貨買賣的生意，大伯父占股55%，父親占股45%，伯父去世后，交由父親管理，當時伯父一家有五男二女，都住樓上，我家住樓下，父親為人嚴謹，處事謹慎，認真，以誠待人，對我們要求很嚴格，母親生性柔弱，為人寬厚，對子女非常愛護，父母親一生養育十個孩子，五男五女，我在男孩中排行第四，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兩家大一些的哥哥姐姐都陸續出外謀生，姐姐都以出嫁，在上學的孩子還有六、七個，在一起玩很熱鬧，我家是沿街房，大門外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無法外出玩耍，只能在客廳，天井，曬臺活動，天井是方石鋪成，我們就利用石塊之間的空洞，爬在地上打圓球彈子，以多進洞論輸贏，年齡稍大些就玩起踢毽子、跳繩、打陀螺，在客廳長桌上打乒乓球，在炎熱的夏天，我們的活動就由白天轉向夜間，太陽落山后，就提上水，拿著涼席到樓頂曬臺上納涼，把冷水潑在滾燙的水泥板上，冒氣白氣吱吱直響，涼透后就圍成一起打撲克，或躺在席上看著天空數星星，待到深夜才回各自房間睡覺，每逢過年，過節更感興奮，快活，在上海家里，不同的節日有不同的祭拜方式，地藏王節要在地上插香，在天井里插完香后就圍著轉圈，邊唱邊跳，打逗嬉鬧。中秋節要擺各種水果賞月，我們就坐在大人身旁，聽著嫦娥奔月的故事等月亮高懸頭頂，大人們撤下供品，給我們分糕點，水果后才回房睡覺。最令人等待的是過春節，臘月二十三祭灶后，人們就忙著打掃衛生，殺魚、殺雞、切菜煮肉做糕點，給大門室內外貼上春聯、年畫、剪喜字貼窗紙，把家里內外裝修一新。我們小孩雖然對大人的活插不上手，但可以給大人遞東西當下手，也顯得很忙。除夕夜全家在一起吃豐富的年夜飯，氣氛很祥和、熱鬧。飯桌上不但有魚有肉，還可以吃到平時吃不到的蛤蜊、鯊魚等海產品，也準許小孩吃一杯黃酒。席上父親會給我們訓話，告誡一些做人的規矩，要聽大人的話，不要在外面闖禍。吃過夜飯后，是自由活動時間，我們三五成群外出看夜景，看放煙火，或是看戲看電影，有時還步行到黃浦江邊，看人們用網撈螺螄、泥鰍，鰻魚。興盡回家，在路旁小店化一角錢買一碗杏仁茶喝，  真是其樂無窮。除夕夜要守歲，睡得很晚。睡前母親會拿來我們新年穿的干凈衣服和鞋襪，一人一套，早上起來換新衣過年。初一的重頭戲是拜年，我們幾兄妹都早早起床，在房門前等待父母親起床，父親一起床就一擁而入，給父母親磕頭拜年祝賀。父母親都很高興，會給我們發紅包，或一元或兩元。緊接著要給祖先供拜。祭祀的儀式很隆重，客廳供桌中間擺著祖先牌位，前面是香爐，兩旁是大紅蠟燭，桌上擺滿豬頭、全雞、全魚的三牲和果品，由父親率領男性成員向祖先牌位行叩拜大禮。拜完后，女性成員才一擁而上行叩拜禮。下午會有父親生意上的朋友來拜年，也是我們最盼望的時刻，因為有紅包可拿，客人來時，我們要爭著端上元寶茶（在茶盅上放一粒青橄欖象征元寶）客人走時會在茶盤上放紅包，大多是五角八角，收到一元兩元會高興得跳起來。從初二至初四是走親訪友相互拜年的日子，父親會帶我們去親友家拜年，也會有紅包可拿。初五要接財神，它是經商人家對新的一年里生意興旺發達的盼望，也是春節結束的標志。在這一天，除有一般的供品外，必須有一條五斤以上的活鯉魚，在供拜后就拿到黃浦江里放生，因為在我們潮幫人家里流傳著一段動人的故事，有一艘裝滿家鄉人的輪船，從廣東到上海途中在大霧里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了幾天，無糧可吃，幾乎餓死，是一條大鯉魚在前面引領海輪走出困境，才死里逃生。為了威恩，在上海的潮州人大都不吃鯉魚，而且年年要搞放生活動。1934年年初，父親送祖母，母親，我和弟妹回廣東老家居住，以避戰火。當時我已七歲，雖年紀尚小，但已稍懂人事，老家的面貌和生活情況同城市化的上海截然不同，看到的是山多、樹多、鳥多、天氣炎熱經常下雨，家家戶戶房背后都有池塘，都養魚養蝦。沒有電燈電話，晚上點著油燈照明，大都是天黑就睡覺，天不亮就起床，生活很單調，但我們白天的生活卻很豐富，和鄰居的小伙伴在池塘里玩耍，將塘里生長的蘆葦折疊后吹聲，看誰吹得響，還把它折成小船放在塘里看誰走得遠。最令人興奮的是，讓我看到真正的“魚躍”，跟著大人坐上小船，在池塘里撈魚，在船上用竹竿在水面上用力拍打，把魚從塘底趕上來，然后用網撈捕，魚受驚后亂蹦亂跳，水面上魚群飛舞，一條條銀光內亮的大草魚騰空而起，飛到一米多高，有一條大草魚竟然跳到小船上，打在我胸前，讓我胸口痛了好幾天，撈魚后將大部份魚上集市上出售，余下的就用來送人和改善生活，好長時間都有魚吃。我還跟著大人去十多里外的大水潭里撈魚。撈到一條身上有紅藍條紋的斗魚，它長得好看卻生性好斗，我很喜歡，天天喂食，隔天換水。有一天我把它同鄰家的魚放在一起斗，兩條魚斗得好兇，最后我的斗魚被咬死了，為此，我還哭了一鼻子。上集市看戲也是很高興的事。鄉上有集市，每逢節日晚上就搭臺演戲。有一天，大人帶我去看戲，只見空地上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舞臺上藝人你進我出，唱著不同的聲腔，我聽不懂也看不懂，只覺得熱鬧好玩，演出到半夜，我已睡在大哥懷里，由他背我回家，最令人難忘的一件事是到四姐家里當大客。在農村里有娘家人上門是很體面的事。登門的當天，我穿著嶄新的小西裝，像個小大人似的坐上古色古香的嬌子，由大人們抬著走，后面的人還抬著一盆盆鹵好的熟肉粉絲和果品糕點等禮品，浩浩蕩蕩的隊伍直奔姐夫家，開始我的訪親之旅。到了姐夫家，已有好多人在門口等待，姐夫高興地把我抱下嬌，稍事洗漱后就上桌吃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城市，比農村人少曬太陽，皮膚較好，姐夫家人見我皮膚白皙，談吐自然有禮貌，又長得不丑，都很喜歡我，贊我是“好仔”（好小孩的意思）四姐見我為她爭了面子，也很高興。因為兩家離得不遠，我們當天就返回家。以后四姐隨姐夫到上海經商，生活很好，我常去她家玩。過了幾年，姐夫因受刺激突發精神病，發病時就打人咬人，我見四姐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咬傷的地方血跡斑斑很心痛她，就抱著她哭，一年以后姐夫瘋病而死，四姐艱難地撫養兩個兒子長大成人。不料厄運再次降臨，因為姐夫的母親是精神病人，有家族遺傳史，不但遺傳給姐夫，還累及孫子，四姐的小兒子長大后在北京上大學。文革中因派性斗爭刺激引發精神病，在學校里與人斗毆致死。以后四姐和大兒子一起生活，大兒子對四姐不錯但生性懦弱，媳婦兇悍不敬，四姐睡在不見陽光的儲藏室，經常吃剩余的冷飯冷菜，心情很不好。當時，我已在西北工作，回到上海，見四姐受虐待的景況，又無力幫她。心中非常難過。其他幾位姐姐的婚姻都很美滿，家里人丁興旺，都能和睦相處。三姐隨姐夫去泰國曼谷開辦服裝廠，生產寸衫、T恤、景況很好。對上海家人也很關心，經常給家里寄他們生產的衣服。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家里困難時期，三姐、姐夫每隔半年都給母親 寄來幾百美金，我們幾個兄弟也有一份，拿匯來的美元兌付時可以拿到外匯劵，用它購買緊俏物資，也解決了不少問題。

在老家住了半年，又返回上海。下半年我已到上學年齡，就到附近的東華小學上一年級，開始學生生活。小時候貪玩，學習不專心，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畢業，我的語文，祘術等各門成績都不太好，常受父親責罵，特別是毛筆字寫得不好，松垮乏力沒氣勢，父親常諷刺我，說我的字要用草繩來綑才行，對我的諷刺很大，到1939年小學畢業后我已十二歲，至此我的童年生活宣告結束。我的童年生活有歡樂也有煩惱。和伯母家的小孩在一起玩，有了糾紛經常吃虧，因為他們比我大，又不講規則和道理，遇事要壓我們一頭，伯母是個厲害人，常把小孩之間的矛盾糾紛和兩家經營上的矛盾聯系在一起，借題發揮，在樓上喊著父親的小名，又蹬腳又辱罵，訴說父親的不是。父親則在樓下伸著脖子大聲申辯，母親嚇得不敢吱聲，推著父親回房。兩家矛盾的結果，總是以我家失敗告終。之后母親會告誡我們，不要多事，遇事讓三分，讓人不吃虧。我從小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對養成我日后為人低調，謙讓不計較的性格有關。

二、難忘的中學年代

1940年我已13歲，在上海霞飛路（今準海中路）青年中學讀書，由于小學的基礎差，愛好不一，中學的各門成績發展不平衡，語文，英語、祘術等主科的成績常在中下游，高中時代數幾何三角等學科常不及格，但歷史、地理、音樂、體育等功課卻在全班列前茅，在學校里的各項體育活動中，我對籃球、排球、乒乒球都感興趣，在初中時，我已參加全 校籃球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是年令最小校隊隊員。我只有一米六六的個子，但行動比較敏捷，百米賽能跑到十四秒內，在全校爬桿比賽中，六米高的竹竿，我首先摸頂。在學生時代的愛好，不僅讓我有個較好的體質，還影響我日后生活，在工作期間能積極參加各項體育活動。在甘肅省合水縣銀行工作時，我是縣籃球代表隊隊員，多次參加，地區比賽，獲得省上頒發的三級運動員和 二級裁判員的證書。1973年我46歲時，代表縣上參加全地區足球比賽，還踢進一個球。組委會考慮推舉上省上比賽，后因我年令過大而作罷。

在中學生時代，我經歷了國家和家庭的好多大事，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日本侵略軍發起八一三事件，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數月后退出上海淪陷，我們都在鐵蹄下生活。每天經過日軍崗哨都要向日兵鞠躬，有時日本兵還會用上好刺刀的槍在我身上亂拔亂戳，故意嚇人取樂。在文廟的展廳里，我看到好多玻璃瓶里泡得發脹的中國軍人的殘肢。在慈善山莊（專門掩埋尸體的機構）看到一車車被打死，餓死的中國人的尸體。這些血淋淋的事實，使我感到屈辱，憤怒，從小就埋下對日冠仇恨的種子，國恥不可忘一定要牢記。在日偽高壓統治下，整個上海人心惶惶，經濟蕭條，物資匱乏，物價飛漲，市民生活非常艱難。有一時期，一大家人只能以紅薯充饑。困經營困難，父親與伯母家分開經營，又把門面房出租，與人合伙跑單幫，到蘇北一帶販買雞鴨來上海出售，獲取微利，解決一家人生活。當時父親已50多歲，販買雞鴨肩挑手提，對本已身體不好的他影響很大，落下了病根。1945年日本投降，舉國大慶，本以為日本人走了，生活就會好起來，不料國民黨到上海后，大肆掠奪市民財富，搶奪房產，接收大員以我家門面房的承租人曾為敵偽政權干過事為由，認定是敵產要沒收，父親聘請律師與之打官司，經過數月訴訟，最后法院判定為非敵產，將房屋退回。以后為了付清訴訟費，律師費和托人辦事的費用無奈將門面房出售，但售房款只剩下百分之三十，這筆錢也暫時緩解全家的經濟困難。1946年我正要讀高三下半年課程，但家里經濟拮據，父親除負擔一家人的生活費用外，還要負擔我和弟弟，兩個侄子的學費，確實困難，迫于無奈，只得讓我輟學在家，就差半年，沒有高中畢業。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濟政策連遭失敗，靠發行法幣維持其巨額的軍費開支，造成惡性通貨澎脹，法幣急劇貶值，物價飛漲。1948年蔣經國來上海推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劵一圓折合法歷三百萬元的比例收兌法幣，并強制以二百金圓劵收兌一市兩黃金，以兩個金圓劵收兌一板銀元，把民間金銀搜括一空。幣制改革失敗后，金圓劵發行量已超予定的65萬倍，物價上漲120萬倍，當時我經人介紹到一家報導市場經濟信息的中華新聞社工作，做繕寫，印刷，記者等工作，工資很少，只能解決我個人生活。領到工資后就趕緊買生活用品，但還是趕不上物價一日數變的漲幅。八塊金圓劵的工資在上月還能買50斤大米，這個月只能買20斤。此后，新聞社倒閉，我也失業在家。上海市民這種天天為生活奔波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才好轉。在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在外圍戰爭失利，準備逃跑，為掩人耳目，還打著慶祝勝利條幅進入市區游行。實際上是調動軍隊奔黃浦江登船逃往臺灣。當晚，我家路口有坦克轟鳴聲，吶喊聲和密集的槍聲，我們都嚇得不敢出來看。第二天清早出門一看，國民黨軍隊早已逃光，墻上有很多槍眼，有好多解放軍拖著槍靠墻邊坐著，躺著，看樣子是一晚上就沒有好好睡覺，親眼看到解放軍寧受室外風霜也不進民宅不擾民，嚴格執行紀律的優良作風，很受感動，深感解放軍的偉大。

1986年8月鄭裕銓在慶陽地區銀行工作先進經驗交流會上發言

三、坎坷又幸福的革命生涯

1949年5月27日 ，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成立了軍管會接收和改造了全市所有舊機構，成立了為人民服務的管理機構，采取打擊敵特破壞，安定人心，扶植工商業恢復發展生產，抑制物價等措施，逐步穩定局面，經濟情況好轉，市民生活走出困境。當時幾個哥哥都有了工作，只有我和五弟在家無事。1951年，我參加市總工會開辦的失業工人財經技術學校，學習近一年的會計，薄記等財務知識，1951年市政府為加強對金融業的領導，成立公私合營銀行，專門管理全市二百多家私營銀行，錢莊。新機構需要招收一批人工作，聽到銀行招人的消息即刻報名應試，并被錄取。同年9月被派至公私合營銀行浦東干訓班學習。干訓班地處現在繁華的陸家浜商業中心，但當年四周都是農田，農戶也少，十分荒涼，學習班在幾間舊廠房內，沒有教室、禮堂、也沒有課桌，椅子，四百多名學員擠在幾間庫房改造的大房里，睡的是一色的上下鋪鐵床，學習是在低矮的小方桌上進行。到吃飯時，課桌就是飯桌。大禮堂是臨時搭建的天棚，遇到大會報告，坐在小板凳上，加上一塊小木板擱在腿上，就用它當桌子記筆記。時間長了腿坐麻了，也只能揉揉捏捏，不敢站起來活動。后門外是一塊空地，有籃球場和乒乒球桌子，是唯一的活動的場地。學習班的口號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四百多學員就根據這一要求，一起 學習，一起生活，一起跳舞唱歌，打球做廣播操等文娛活動，盡管生活很緊張，但氣氛很熱烈。活躍，彼此關系很融洽。我們這些學員中，除新招收入行的年輕人外，大部份是舊銀行、錢莊工作的老職員，年齡比較大，受舊社會的影響較深，但在學習上都很認真、都很投入，能結合學習生產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新舊社會對比等課題，大膽暴露思想，敢于解剖自己。經過四個月的學習，思想覺悟大大提高，改變了過去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的觀點，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四個月的學習，使我感到 參加工作，不單純是為了養家糊口，而是參加革命，當一個革命干部。為人民服務，為祖國多作貢獻，是我的使命，是我的一份責任，任何時侯都不能忘記。在學習班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合營銀行總管理處工作，月工資125個折實單位（折合舊人民幣60多萬元），還免 費供應一頓豐盛的午餐。優厚的待遇，正規的工作，安定的生活，使我感到非常滿意，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帶來了幸福，共產黨好人民政府好的思想，在我頭腦中深深地札下了根。之后我又抽調去參加理論學習專業培訓。1952年初，合營銀行在蘇州開辦銀行在職人員學習班，我去學習班擔任小組學習輔導員，幫助新 來學員學習理論。學習班的工作很忙，星期天也有很多事情，一直沒有時間回到上海。母親見我很長時間沒有回家很不放心，要父親來看我。有一個星期天，父親約了二姐夫郭大良，師兄蕭靜波，一起坐火車來看我，和我一起觀看蘇州市容和獅子林，觀前街等景點，又去飯館吃活蝦，大鯉魚等時鮮菜。親人的到來讓我很高興，感到親情的可貴，但看到年邁的父親消瘦的面容，瘦弱的身體，還走長路來看我，又感到心酸。

1952年5月，上海市政府根據當時沿海地區和內地經濟發展和技術力量的差距，發出了支援西北銀行建設的動員令。聽到號召后，我懷著一顆為祖國建設出力的赤子之心，決心報名參加，回到家里和父母親商量，他們都不同意，親友也給說西北荒涼，生活艱苦的景象，好意勸我留在上海。但我想起黨的號召，祖國的需要，領導的諄諄教導，心想好男兒志在四方，終于下定決心，離開生我養我的上海，踏上支援西北建設的道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1952年9月23日，是我人生轉折的一天，我和近兩千名立志參加西北建設的同行者和家眷，踏上了西去的火車，開始一生中新的探索，火車帶我們上京滬線，登越隴海線向西安進發，一路經過南京、徐州，鄭州等城市，當地金融職工得知消息后，不顧白天辛勤工作的疲憊，連夜守候在車站上列隊歡送，鑼鼓聲，歡呼聲，口號聲響起一片，為我們鼓勁，熱情的場面，使人精神振奮，不少人感動得落下眼淚。9月27日到達西安，人行西北區行為我們召開盛大的歡迎會。會上領導同志熱情洋溢的致詞，語重心長的鼓勵和期望，使我充滿信心和力量，感到自豪和驕傲。但也帶來一絲淡淡的的愁意，感到忐忑不安，在那神秘而又陌生的西北大地，我能適應嗎？能有所作為嗎？在西安經過短暫的休息，我們正式分配到甘肅省慶陽地區人民銀行工作，我們52名銀行職工和家眷分乘三部卡車，駛向目的地西峰鎮。離開西安后，卡車行駛在平坦的八百里秦川，一過永壽縣，地勢越來越高，卡車爬坡，到了山上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黃土高坡獨特的地形山貌和從未見過的溝、梁、川、峁、盤旋起伏的山路，粗曠豪邁的黃土高原使我們感到新奇。同行者有好多是從未到過農村的城里人，沒見過麥田，在經過一片綠油油的麥地時，有人驚呼“高山上的平原還種那么多韭菜”引起大家一片笑聲。車到西峰鎮就遇到麻煩，因為行李多，車的高度超過低矮的城門洞，只得把一部分行李卸下，待車過了城門洞口，再裝上，下榻的旅社是一排排平房，房里都是通鋪，一色的硬床板沒有電燈，自來水，紙糊的窗子破破爛爛，房屋的陳舊，設施的簡陋，對過慣舒適生活的我們，真出乎意料之外，也許是老天爺對我們的考驗吧，剛住下兩天，參加了西峰銀行組織的中秋聯歡會后，在古歷八月十六的晚上，天氣驟然變冷，寒風凜冽，鵝毛鋪天蓋地而來。這場在隴東地區也極罕見的早雪，一夜之間把大地打扮得銀裝素裹，呈現一派隆冬景象。而這時，在上海正是穿短褲，半截衫，吃棒棒冰、喝汽水的季節。面對這巧合的惡劣天氣，嚇壞了我們，不少人感到難以適應，前途艱難，一些有老有小，拖兒帶女的人，看到父母埋怨，子女鬧著要回上海，不禁在陰暗的煤油燈下黯然傷神。1952年10月，我和同行的方福堅，吳學斌、陳明康、羅志明一起分配到素有“小上海”之稱的合水縣工作，這個曾是陜甘寧邊區貿易集散地，早已失去當年的興旺和繁榮，縣城唯一的一條街道旁坐落著一些黑瓦土墻的小店鋪和住家，還有幾家騾馬店，沒有電影院，劇院。唯一的娛樂場所是一座建在土堆上的小戲臺，一到晚上街上一片漆黑，很少有行人，銀行的宿舍很少，我們新來的職工就借住在群眾家里。第二年銀行新蓋的小樓竣工，才都搬到新房里，有家屬的還住在群眾家里。銀行的生活設施很差，沒有水電，還都點油燈，睡硬板床，冬天御寒的只是一尺多圓的小火盆，只能圍坐火邊，伸出雙手取暖，用水如用油，全行幾十人吃水要靠毛驢從溝里馱來。一天兩餐，主食是饃饃、面條、黃米干飯，吃的菜是炒洋芋絲，大蔥、蘿卜、青椒絲涼拌“三大王菜”，或是辣子、醋水蘸饃饃，新鮮蔬菜很難見到，一月內難得有幾次葷食打牙祭，就餐時是沒有桌椅板凳，大家就圍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飯，面對這一切，對我們這些吃不慣面食、生菜，怕冷不怕熱，會坐不會蹲的上海人來說，真是嚴寒難擋，食不甘味，坐立不安。加之一年后又開始工資定級，我的工資定級后由60多萬舊人民幣減為50多萬舊人民幣。降得最多是陳明康，他在上海是舊銀行襄理，工資120多舊人民幣也調低為50多萬舊人民幣。這一切，都引起我們的思想波動，又聽到其他銀行同來的人有借故返回上海的，有干脆不辭而別的。我們怎么辦，是去還是留，思想斗爭很劇烈。就在這關鍵時刻，縣支行李發榮行長（1939年就在邊區銀行工作的老干部）親自給我們講邊區斗爭史，講邊區革命浴血奮戰，艱苦奮斗，為革命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事跡，動員我們戰勝艱苦困難留下來為邊區人民服務。還在生活上照顧，派專人去西安采購大米，蝦米，魷魚，海參等食品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我們深受感動，心想黨和人民需要我們，西北建設需要我們，怎能只考慮個人利益，害怕艱苦走回頭路，我們互相教育，互相鼓勵，都決心留下來，沒有一個人離職返回上海。都安心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當時我最大的困難時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銀行業務，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真本領。在困難面前，我并不氣餒，堅持從自學學起，把學習銀行專業知識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多年來我沒有機會參加銀行業務專業培訓，但我以堅強的信心和毅力堅持自學，每天都擠出時間用于自學。在學習中，我還虛心拜能者為師，真心實意向熟悉業務的老同志請教。同宿舍的王顯安同志是北京總行調來的老同志，單身一人在合水工作，因年齡大，身體不好，我就主動幫助解決他的生活困難，每天幫他到痰盂，端尿盆，夏天曬草褥子，冬天生火盆，有病時請醫生買藥，王顯安也很關心支持我的工作，見我初次擔任會計股股長，困難很大，就給我講如何當好領導，并提出不能當外行，從實際中學，多頂班上崗熟悉業務情況，結合實際貫徹制度不能生搬硬套的多條建議。這幾條成為我以后學習和工作時的重要指導思想，也使我有較厚實的金融理論基礎，銀行工作的知識也比較廣。

1954年1月23日我和同來西北的方福堅同志在合水縣銀行結婚，我倆既是同學、同事，又是戰友，同路人，在工作上互相鼓勵，互相支持，同呼吸，共命運共同度過文革時期的災難和艱辛，在日常生活中互相關愛照顧，遇到矛盾多理解少固執已見，多尊重對方，少自以為是，采取冷處理降溫化解，一生中和睦相處，從未紅過臉，吵過架。婚后數年內，大女兒鄭琦，大兒子鄭斌，小兒子鄭方先后出生，鄭琦是福堅在1955年回上海生育的，岳母很喜歡，不舍得他回西北生活，此后就由岳母一手撫養長大，在上海上學，工作，隨著日月變遷，子女們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1981年11月6日，鄭斌和張潔，鄭方和余文同日在合水縣銀行結婚，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鄭臻和鄭超。鄭琦于1984年在上海與葉宇申結婚并有自己的孩子葉家林，我們的家庭成員因工作的原因，沒有同住在一個城市，但幾十年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愛，互相照顧，彼此禮讓，和睦相處，彼此掛念，每逢過年過節，都擠出時間從上海，蘭州回來探望我倆。第三代鄭臻、鄭超、葉家林、王竊英也很有孝心，經常關心問候，為我們送來喜愛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溫馨祥和的濃濃親情使我倆感到歡樂和幸福，也是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但我一生中最大遺憾是父母親，岳父岳母去世時，我都未能侍奉在床，為他們送行，諸兄弟姐妹去世時都因身在西北，沒能見上最后一面。每想及此，心中非常難過，十分愧疚，我岳父方行維曾留學日本，回國后致力發揚祖國中醫事業，因醫術高，醫德好，在北京中醫院任院長時，曾被公眾譽為北京四大名醫之一。1956年在上海曙光醫院工作，在行醫中治愈不少病人，在社會上享譽很高。1964年因病去世，享年79歲，院方破格為他舉辦盛大的追悼會，紀念他的功績。岳母潘若瑛在岳父去世后，一直和兒子方言一家和鄭琦、宇申一起生活，身體也很好，1986年4月，我與福堅去廣州療養后，返回上海探望兩家老人，至1986年6月9日離開上海，返回西北，臨走時岳母在家門口目送我們走出弄堂口，不料下午卻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92歲。家人將加急電報發到我們去西安的火車上，列車長很負責，將電報送到我們手里，并為我們安排返回上海的車次，使我倆能順利返回上海，參加岳母的喪事。岳母為人慈愛，對子女要求很嚴格，我們都很懷念她。我母親去世時，也有類似的情節，為我帶來極大遺憾。父親1958年因病去世，享年66歲，此后，母親和五弟鄭裕海，五妹鄭曼莉一起生活幾十年，身體一直很好，終日操勞家務，照顧家人，而且善于烹調，在一個小煤球爐子能做一桌好菜。我們回家時，她都親手做魚丸、魚面、蝦球、芋泥，煲飯給我們吃。她做的菜質量高，風味特別，我們都很特別喜歡。和孩子們一起經常會津津樂道，阿媽做的菜是如何如何好吃。回上海吃阿媽做的菜成為我們一家人的向往。1989年12月14日，母親不幸摔倒，摔斷了髖骨，臥床不起。聞訊后，我與福堅趕回上海看望母親，福堅天天為母親洗臉，擦身體，喂飯，侍奉三個月，因假期已超多天，見母親病情平穩，無奈告別母親返回西北，不料離別母親僅十多天，1990年3月20日母親突然病情惡化去世，享年99歲。我與福堅再次返回為母親辦理喪事。母親的去世對全家人的打擊很大，我們都非常悲痛。她是鄭家輩分最高，年齡最大的長輩，對小輩非常慈愛，盡心關懷照顧。每逢過年過節，子女們都來看望她。我的堂兄弟，表兄弟、遠方親戚和世交、友人都來給他拜年，成都路老家人來人往非常熱鬧。她去世好似一代人的隕落，親友之間的往來大大減少，以往的熱鬧已成為回憶。兩家老人去世都埋葬在蘇州揚灣華僑公墓（父母親墓地為二區 中區 45排24-26；岳父岳母墓地為二區 西區 42排 41-43）宗英、宇申每年清明節都去蘇州掃墓，幾十年如一日，不稍懈怠，我和福堅每次回上海，都要去兩家老人墓前燒香祭拜，沐恩悼念。

1958年慶陽、平涼兩地區合并為平涼地區，原寧縣、正寧合水合并為寧縣，三縣的銀行也合并為寧縣支行。1959年初，我與福堅都調至寧縣支行工作。直至1962年，三縣分開后，再回到合水銀行工作。在寧縣支行三年，工作比較平穩，順利，但在生活上卻遇到不少困難。當時是全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資匱乏，糧、油蔬菜等農副產品供應很少。我們的糧食定量只有24斤，其中有6斤供應洋芋，（四斤折一斤糧食）。好多飯量大的人都吃不飽。有的出現浮腫，為了解決吃飯問題，縣銀行在九嶮鄉山區辦起農場，自己開荒種糧，種菜，放羊有勞力的男職工輪流去農場干農活。1961年秋收時節，我被抽調至農場搞秋收。天天挖洋芋，收高粱，再從地里擔回場部，勞動量很大，雖然辛苦，但勞動積極性很高。白天吃的飯是自己收獲的糧和菜，不定量盡飽吃，晚上天黑就睡覺，在一個大窯睡了近二十人，睡前在煤油燈下，打撲克的，下棋的吼秦腔的，盡情打鬧，很是盡興。在農場里勞動近一個月，才完成收秋任務，用大車把收獲的糧、菜、羊、肉拉回縣銀行。這場收獲活動，不但是一次勞動鍛煉，還學到了如何挖洋芋，收割蔬菜等好多農業知識和技能。回到家里，糧食緊張仍然是現實困難，年僅2歲的鄭方，糧食定量只有八斤，天天吃不飽。因營養不良，身體瘦弱，又患上了腹瀉，吃了多種抗生素都止不住。過了一個多月才慢慢好起來。聽說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調整糧食定量，我就想糧食部門申請。并到曾是老同事的糧食局求情，結果是沒有官銜和特殊關系，申請沒有批準。我們為自己無能為孩子提供必需的食品，造成他身體瘦弱，感到自責。好在他長大以后，經過自身調節，身體沒受多大影響。在寧縣銀行工作期間，我分配在農金股，常有下農村工作的機會，在基層營業所職工的幫助下，常可買到豬肉、雞蛋、白米，茶葉等緊缺物資，回來貼補家用，終于艱難度過了那段困難的日子。

1958年冬天，支行領導要我下鄉鍛煉，分配我到板橋鄉收貸款。接到任務后，我心中忐忑不安，過去沒有下過農村，鄉里生活一無所知，如何完成收貸任務心中無數，壓力很大。到農村后發現面臨的困難比想像的要大，僅生活方面就有“五怕”難以克服，一是怕走夜路、雪路。鄉里開會都在夜間，而我眼睛不好，一到夜間就辨不清楚方向，沒有人陪同就寸步難行。遇到雨雪天道路泥濘難走，有的農民家是地坑院，要下坡道，需旁人攙扶，才能下去。二是膽小怕狗，農戶的狗都很兇，見生人就猛叫猛撲，就是手提棍棒也不敢走近，沒有主人擋狗就無法進屋。有幾次已進了窯洞，而狗在院里臥著，就不敢出來，像坐禁閉一樣，很是尷尬。三是怕睡熱炕，農民好客，見來人就多加柴火把炕燒得很熱。這對睡不慣熱炕的我是個苦難，有時只好把被子墊在身下，上冷下熱，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四是怕窯洞坍塌，有的農民家里窯洞時間長，窯頂裂縫很長，土塊破碎，在窯洞里吃、住、心中不安，生怕會塌下土塊傷人。五是怕走錯路找不到村干部派飯要挨餓。面對這些困難我沒有退縮，在基層銀行職工的幫助下，我把每一次下放活動當作一次戰斗，當作錘煉自己的機會，堅持到村到戶召開貸戶會宣傳黨的政策，宣傳有借有還的規定，一起祘收支帳，動員積極還貸。經過多方努力，按期完成上級分配任務，得到縣支行的表揚。

 在平靜的工作幾年以后，我又卷入了歷次政治運動的漩渦中。1957年反右運動中，我夫妻倆因家庭，海外關系問題連累被靠邊站，交代問題，險些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的厄運隨之而來，十年動亂中，都在苦難中度過。運動開始后縣銀行20多名職工，分裂成立為紅鷹戰斗隊和今勝昔兩個戰斗隊。分隊后受派性的影響，昔日和睦相處的同事和上下級關系，不復存在，卻將對方視為對手敵人進行攻擊，我加入的紅鷹戰斗隊大都是外地人和老職工，舊社會的歷史問題和社會關系都成為對方的炮彈，不擇手段，編造事實進行誣陷。我們紅鷹戰斗隊10名隊員就有5名，被加上各種罪名實施專政，進行批斗，捆綁，抄家。運動進入揭批階段，就有人貼出我利用收音機發報，里通外國的大字報，說我是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一下子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事情的起因是我花了40元從一熟人手里買來一臺二手貨的半導體收音機，由于質量不好，調臺時會發出吱吱啦啦的電波于擾聲，就因為這不正常的聲音，就認定我是和海外發報聯系，作為我反革命活動的罪證。在政治陷害的同時還否定我多年的工作業績，稱我是“假積極”、“知識越多越反動”，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鋪天蓋地而來，還進行非法綑綁，抄家時把許多書籍都拿去檢查有無反動言論，檢查中發現我從商店中買回的一本筆記本里印有一幅世界地圖，就認定我打算叛逃出國，在尋我出國路線。此后關進牛棚隔離審查八個月，多次作為牛鬼蛇神游街，戴著二尺多高的紙帽子，上寫“里通外國”的大字，走在當時被打倒的縣委書記后面，從街頭到街尾，接受觀望人群的唾罵。我愛人方福堅參加工作時只有23歲，家庭和本人歷史清白，對方戰斗隊見找不到問題，就派人去上海外調她的社會關系，而且歪曲事實，將她堂兄曾擔任過國民黨財政廳長的一段歷史轉加到我岳父身上，污蔑她隱瞞家庭歷史，以欺騙組織的罪名實行專政，和我同時關入牛棚。一周后，因有孩子要照顧，才放她回家。此后她天天來給我送飯，并鼓勵我要堅強地活下去，咱們沒有干反黨的事就什么都不怕。那時因我涉嫌反革命活動，一些同事、朋友怕被牽連，都不敢接近我。但也有人相信我是無辜的，被冤的，主動告訴我要想信群眾，相信黨終有一天會真相大白。李家莊的一位農民對我說，你們的問題大家都清楚，假的真不了，你們沒有里通外國，不用害怕。剛從牛棚放回，已調任外縣的李發榮行長就專程來看我們，鼓勵我要堅強起來，頂住壓力，實事求是，相信組織會正確處理。并堅持在我家吃飯，表示對我的支持。領導的啟示，群眾的信任，使我在黑暗中見了一絲曙光增加了信心，打消了一切絕望的念頭。

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舉國歡騰，隨著我們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的前進步伐。中共合水縣委為我落實政策平了反，恢復了名譽，取掉壓在我頭上的精神枷鎖，我的心情很激動，黨的信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大好形勢像股暖流溫暖我的心，決心加倍努力工作，作出貢獻，來表達我對黨和人民的感激之情。此后幾年我做了以下五件事：

一是撰寫銀行工具書，普遍提高銀行職工業務知識。文革中受四人幫極左路線影響，學習業務技術被誣蔑為“業務掛帥”走白專道路，形成老手不敢抓，新手不想學，職工業務素質下降的局面。而今有了學習條件，一些新職工有工作熱情，想學一點業務，卻因缺乏學習資料和教材，對一些銀行術語和業務名詞都不懂，嚴重影響學習的進度。于是我決心編寫一部簡明實用的工具書，供職工入門學習時參照。我利用工作空隙，大量收集、整理銀行常用名詞和術語、行話進行分類歸納，逐一進行淺要的注解。當時，我已年過半百，長期爬桌子辦公，帶來了消化不良，腸功能紊亂等職業性疾病，白天工作八小時，晚上要加班到十一、二點才休息，加重了病情，經常肚子脹痛，吃不下飯，但我堅持下來，犯病時就吃幾片藥，站起來走走，站著想，想好了再坐下寫。由于自己寫作水平不高，又因多年的政治動亂，原來一些學習資料大都丟失不全，在編寫時困難很大。有的術語、行話看起來很簡單，可以意會，但要寫成文字來解釋就很難，往往淺解一個名詞要想上好幾個晚上，但我到處搜集資料，同一些熟悉業務的同志研究，堅持一個一個地啃，不搞清總不罷休。經過努力，終于在銀行領導和同志的支持下，與我愛人方福堅同志共同寫出了近六萬字，有三百三十九個名詞的《金融名詞及術語淺解》一書，并于1978 年12 月印發給全區各級銀行職工作為學習資料，一些新職工拿到后都很滿意。《財貿戰線》《甘肅經濟報》發表我們寫成這本小冊子的消息后，有幾十個行的銀行職工來函索要，我都盡量設法予以滿足。1980 年12 月，我又寫成了《有關銀行業務計算公式》的第二本工具書，匯集了有關銀行貨幣流通、信貸、結算、儲蓄、利息計算、經濟核算的119個計算公式，舉實例和文字說明，印刷成冊，供全區銀行工作中使用。1981年，甘肅省人行金融研究所籌備編寫《金融辭匯》一書，抽調我到蘭州參與編寫。先后三個月，每天都工作十多個小時。全書七百多條詞目中，經我執筆起草初稿的有420 條8 萬多字。1981年十月，該書經蘭大經濟系審查后出版6萬冊，在全國發行。1983 年下半年，中國金融學會和甘肅省金融學會籌寫《金融業務工作手冊》，指定我撰寫工商信貸基本知識問答部份，共39 條2 萬多字。編成后，發行6.5 萬冊，成為金融系統一本較有影響的輔導教材。1988 年金融體制改革進入高潮。金融部門開拓了一些新的業務領域，增加了不少新的業務內容，在建立新型社會主義金融體制上，邁開新的一步。為適應這一新情況，我和楊波、荊勤忠合編了《新開金融業務知識簡明問答》一書，提供金融市場，金融管理、票據、信息、證券等18個方面的300多個條目，發行4000冊，成為當時金融職工學習新開業務的一部新的教科書，并獲甘肅金融學會優秀成果二等獎。
    二是開展調查研究，撰寫學術論文。在金融體制改革的洪流中，我注意收集信息，研究市場變化，經濟改革給信貸活動帶來的影響，結合存在問題，提出應對的決策。自1980 年起，我先后撰寫《必須加強對城鎮集體企業的信貸管理和現金管理》、《對當前貨幣流通中幾個問題的探討》、《略談信貸競爭的利弊和設想》等學術論文20 多篇，被總行、分行和省級經濟專刊錄用，分別登載在《中國金融)、《甘肅金融)、《甘肅經濟論叢) 等報刊上。為了貢獻自己的知識，為提高銀行經濟效果出力，我克服種種困難，在有病養傷期間，也爭分奪秒，搶時間完成撰寫任務。1982 年7 月的一天，我正在構思一篇有關信貨資金經濟效益的學術論文。忽聽院內有人喊救火。原來是一名職工在家里用煤油爐做飯，因為油添得太滿起了火，慌亂中想把煤油爐扔到院里，卻扔在門框上，門上、地上濺滿了油，門框也燃起了火，如燒著了上面的紙頂棚，火勢將不可收拾。我第一個趕到現場，發現情況緊急，就不顧一切，用雙手端起了打翻的煤油爐，扔到院里，切斷了火源，又脫下上衣，撲打火苗。在其他同志的幫助下，終于撲滅了火苗，避免了一場火災。火滅后，其他同志發現我身上衣服還在冒煙，褲子、上衣都燒壞，雙手十指和右腿、腳腕都燒起了泡，就送醫院治療，又在家養傷兩個多月，才恢復健康。在此期間，我心中還惦念要完成構思好的論文，在右手能握住筆，就吃力地寫起來。當支行負責同志來家里看我時，見手上纏著紗布，腿上還淌著血水，就對我說“有傷要好好休息，傷好了再寫也不遲呀”，我說“閑著沒事，早寫好可以早參加討論，對工作有利”。等我傷好上班，這篇論文早已交稿，并發表在1983 年第一期《甘肅金融研究》專刊上。
    三是主動挑起干部培訓重擔，為提高業務干部素質貢獻力量。多年來我堅持自學，潛心鉆研金融理論，銀行業務較為熟悉。但我想到，我的每一點長進，都是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取得的，知識是人民給予我的，為此，我主動把培養骨干和新手作為自己的職責。1982年我負責慶陽地區銀行經濟員培訓班的行政管理又兼講學工作。經過一年的學習，學員的成績都比較好，不少已成為全區各級銀行的業務骨干。在日常工作中，我對一些青年職工堅持做好傳思想、幫工作、帶作風。當他們遇到疑難問題時，我就親自示范，手把手地教，耐心講解，直到弄通為止。合水縣支行羅瑞林是1979 年頂替他父親入行的青年職工。以前在家務農，只有小學程度，文化低、基礎差,工作中困難很大。我就手把手教他記帳、點錢、打算盤，學寫阿拉伯字碼，晚上還教他學文化，講參加工作的目的要求，在工作中從嚴要求，使他的思想和業務水平提高很快。經過兩年的鍛煉，已成為出納崗位上的一把硬手，多指多張點鈔由剛入行每小時3000 張提高到12400 張。八二年全區銀行技術比賽時獲出納專柜收付第一名，并被評為全區金融紅旗手。在培訓青年職工上，我不僅從業務技術上輔導，而且從思想上幫，在生活上和他們打成一片。我發現他們的業余生活比較枯燥、單調，有的青工為排除苦悶，下班后就以喝酒、打牌、串門子說東道西來消磨時間。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我一方面動員他們加強自學，一方面積極開展文娛活動，把大家組織在一起打球，下棋唱歌、舞蹈，參加各種比賽，活躍生活，培養集體主義感情，使業余生活豐富多彩，有正當的消遣。都能安心地做好本職工作。

四是學以致用，聯系實際，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質量和效率。1984 年，我到各縣調研，發現有的銀行對個體戶貸款審查不嚴，掌握偏松。一些所謂“公司”、“中心”、和個體商販趁銀行試驗改革之機，在各專業銀行多頭貸款，到處開設存款帳戶，脫離銀行監督。發現后就寫了《試談放好個體戶貸款的重要保證》、《略談信貸競爭的利弊和設想》等文章，提出了“態度要積極，頭腦要清楚，手續要健全”的三點建議。文章發表后，在省、地金融學會代表會上，我還發言交流，引起各方面重視，不少專業銀行很重視，對多頭貸款進行清理糾正。1985年我在地區支行工作時，發現各縣上報的報表多達13種246個統計項目，而且報送時間前后不一，很難及時掌握全區資金活動全貌。我就對各項報表進行去粗存精，選擇其中重要的數據，設計了《全區銀行資金活動快報》由各縣銀行上報。這一改革，使中支領導可提前7 至10 天了解全區資金活動情況。
    五是堅持原則，按規定辦事。我在參加工作以后，努力學習政治理論，經常用《黨章》、《準則》檢查衡量自己，抵制不正之風。1985年，我在合水縣搞信貸大檢查時和縣支行同志一起深入26 個貸款單位，采取走訪、座談、查帳的方法，查出部分單位用銀行貸款搞基建買汽車、墊支歷年計劃外超支等各項不合理用款25 筆130 多萬元，占貸款總額的12.5%。這些問題發現后，有人對我說，你在合水工作30 多年，都是熟人了，要反映和處理這些問題，不怕得罪人嗎? 聽了這些話，我思想上也有顧慮，經過再三考慮，我覺得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銀行干部，應從全局出發，秉公辦事，不能只考慮個人得失，害怕人罵就回避矛盾。于是，我堅持向縣政府和有關部門作了匯報，在縣政府的支持下，對不合理貸款分別采取收回貸款、加計罰息等辦法進行處理。其中有3 戶企業挪用貸款搞基建也及時收回，維護了財政紀律的嚴肅性。
多年來，我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不管是在那個崗位上，我都是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一心一意把工作搞好，為老區人民多作貢獻。我在工作上的點滴成績，得到了黨和人民的承認和鼓勵。
    1980年10月，我由陳貴生、辛克治兩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10月經組批準轉為正式黨員。1987年人民銀行總行授予高級經濟師職稱。并先后任慶陽地區金融學會秘書長，理事，并為中國金融學會會員，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學員。在工作期間先后20多次獲省、地、縣和上級銀行授予的先進稱號，1984年和1986年兩次評為全國金融系統勞動模范，1986年評為全國優秀工作者，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在1979年12月，我作為甘肅省金融代表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學會代表大會，在首都人民大會堂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見到了鄧小平，李先念，鄧穎超等老一輩革命領導人，使我感到無比榮幸和自豪。1986年8月，我評為全國金融勞模后，又參加在首都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金融系統先進集體，勞動模范表彰大會，在大會上作了“扎根西北，為金融事業出力”的重點發言。會后還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這一連串的殊榮，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和鞭策，也為自己思想和工作上的差距感到不安。決心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札根西北，服務老區人民，為金融事業貢獻自已的力量。

1986年9月，上海金融系統聯合派出慰問團來我省慰向1952年由上海支援甘肅省銀行的職工。在慰問大會上，我代表來西北工作的銀行職工發言，向慰問團致答謝詞，會后，我和福堅還陪同慰向團成員一起上麥積山石窯，卦臺山等景點游覽。

1988年，我已年過六旬，從慶陽地區分行總稽核的崗位退下來，離開朝夕相處的工作崗位，很不習慣，但我的心卻十分寧靜和坦然。黨號召我們要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當益壯。作為一名黨員身可退志不可退，思想不能滑坡，決心在有生之年盡我所能發揮余熱。在退休后，我被地區分行返聘4年，參與《慶陽地區金融志》的編寫工作，擔任副主編，承擔慶陽地區金融大事記，儲畜存款等章節的編寫任務，共有兩萬多字收錄到金融志里。此后又參加《慶陽地區志》的編寫工作，并保質保量地完成濃縮金融志進入地區志的工作任務，得到地區編志辦領導部門的表揚。

自1996年起，為加強金融職工的思想教育和形勢教育，使他們多一點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少一點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不良風氣，我收集大量資料，編寫了《做一個合格的金融工作者》、《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經濟形勢》、《近年的世界發展形勢與面臨問題》等學習講座16篇50多萬字，在人、工、農、建各縣市銀行講課31場，聽課職工1349人次。對提高金融職工思想認識起到一定作用。此外還積極參與各單位組織的文娛活動，先后獲人民銀行老年卡拉OK大獎賽特別獎，西安分行詩歌作品二等獎，老年攝影比賽優秀獎，甘肅現代攝影學會頌發的攝影大賽一 等獎，蘭州市“家庭才藝獎”賽三等獎等獎項。

2014年3月，人民銀行離退休干部局將我寫的“樹立一輩子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文章收錄在老銀行回憶錄的選集里。2016年人行西安分行在編寫1948-1998干部回憶錄《金色足跡》時，又將我寫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篇文章收錄在內。2017年11月，人行西安分行委托慶陽地區中支為我拍攝家庭故事片，中支聘請華池電視臺霍記者錄制我和福堅參加西北銀行建設的過程和工作情況，和退休后全家四代人和諧相處的幸福生活，以及銀行職工群眾對我的評價和肯定。故事片以誠敬立世孝善傳家為題，立意很高，顯示了對我一生工作的肯定，但我深感不安，我的實際情況比要求還有很大差距，需要在今后的日子不斷努力改正，迎頭趕上。

回顧參加工作后的六十五個春秋，使人思緒紛縈，感嘆萬千。在這漫長坎坷的人生道路中是黨的教育使我經受住艱苦環境的磨煉和考驗，樹立一輩子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使我沒有虛度一生。昔日年青少知的我，已變成雙鬢白發的老人，但卻有幸看到祖國繁榮富強，看到我的第二故鄉-慶陽老區千變萬化。來時經濟落后，百業待興的景象已不復見，一個個新興、生氣蓬勃，頗具規模的小城市已呈現在面前。看到老區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生活逐年提高的景象，使我喜悅、鼓舞、決心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以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精神，活到老，干到老，繼續為老區金融事業作出新貢獻。

1986年8月鄭裕銓在北京中南海參加全國金融系統勞動模范表彰大會時，會場外拍的照片。

1952年鄭裕銓支援大西北從上海至西安后，乘坐馬車往慶陽途中的照片。

附記：

（一）歌聲帶來了歡樂和健康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跳舞和各項體育活動。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在上海青年中學讀初中，全校師生都痛恨敵偽的高壓統治，但迫于高壓不能公開反對，暗地里成立各項反日組織，宣傳抗日。當時，我在學校里參加師生成立的青年文娛社，用歌舞、戲劇等文娛形式宣傳日偽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文娛社印發的一本名為“軍歌”的小冊子，內有大路歌，開路先鋒歌，畢業歌，松花江上等幾十首革命歌曲，我都能熟練地演唱，在一次全市學校聯誼會上，我還參加演出活報劇（南方的劇種）扮演一個在街道上討飯吃的流浪兒童，用歌詞訴說父母被日本飛機炸死，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的凄慘家史，引起在場觀眾的共鳴和痛恨，起到了抗日宣傳效果，我在學歌時，沒有專業老師教唱，都是從收音機里學，聽到什么就學什么，在抗日戰爭時期，主要學抗日歌曲，抗戰勝利后，主要學國內流行的新潮名歌和外國名歌經典，如雪絨花，小夜曲，當我們年輕時等名曲，全國解放后，蘇聯歌曲成為新潮，流行一時，我就學會莫斯科郊外的春天，喀秋莎，紅莓花兒開等歌曲，歌唱祖國，贊歌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里的選曲，我都學會唱，1950年，我三哥鄭裕鋒在上海市新中國歌唱團擔任指揮，見我在家里無事，又喜愛唱歌，就介紹我加入合唱團，初次接觸到正規的專業團體，一切都是很新奇，老師從音樂基礎理論教起，教我們練發聲，學看歌譜，練習合唱和聲，改變了我過去盡嗓子喊，不講節拍，節奏，不注意歌聲感情的自由式唱法，合唱水平逐年提高，到1952年，我已成為合唱團的獨唱骨干。在一次上海市廣播電臺播放的歌唱節目中，我擔任大合唱《金日成將軍之歌》的領唱，這是我一生中，通過廣播向市民聽眾唱歌的唯一的一次演出，當時，我緊張的心情差點忘詞的演出情景，至今還記憶猶新，合唱團還配合政治運動進行宣傳演出，1952年上海市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我們就到各企業，工廠演出，用歌聲宣傳黨的政策，動員一些有貪污、腐化、盜竊國家財產的人坦白交代。在體閑時間，團里還組織大家夜游黃浦江，去蘇州、昆山等地旅游的集體活動，培養我們的集體意識，使我這個只知有己的舊社會青年，初步樹立起集體意識和國家意識，三哥鄭裕鋒對我們團很關心，常來團里講課，給我們作合唱專業輔導，他當時是三個中學的音樂講師，又先后擔任三個業余合唱團的指揮，1954年，以新中國合唱團為班底。升格成立上海合唱團，他是合唱團的職業聲樂演員，此后一直從事音樂事業，長期擔任上海市各項大型合唱演出的指揮，為表彰他的成就，1992年上海市20個單位聯合為他舉辦《鄭裕鋒合唱指揮音樂會》專場演出。1986年從上海樂團的指揮工作崗位退下來，還擔任各老年合唱團的指揮，繼續為發展合唱事業作貢獻。2000年7月6日因病去世，2005年上海音樂協會專門舉辦《鄭裕鋒音樂紀念會》專場演出，我和福堅、三嫂、克寧、慶華都應邀參加。在新中國合唱團的兩年時間里，我學會了不少音樂專業知識，增強了集體觀念。1952年8月因赴西北工作，才無奈離開合唱團。

1951年我參加上海公私合營銀行工作，先后在總行宣教處，輔導班，培訓班等部門工作，那里的歌舞氣息很濃，大家都愛唱歌、跳舞、經常去附近的外灘公園玩，幾十人圍成一圈唱革命歌曲，跳集體舞，做游戲。在浦江東干部訓練班學習時氣氛更加熱烈，學歌、唱歌是每天不可缺的功課，每次開大會和外出游行都要唱歌活躍氣氛，幾個大隊之間互相拉歌，十分熱鬧，干訓班地處浦江陸家浜，我們絕大數時間學員都住在浦西市區，隔著一條黃浦江。每逢星期六學員放假回家和星期日下午返校，都要乘黃浦江輪渡。學員們在船上聚在一起就一直唱歌，到船靠岸為止。唱歌也引起管理人員的注意，告訴我們歌聲會掩蓋船上汽笛聲，對行船安全不利，之后船上唱歌才停下來。四個月的學習時間，唱歌已成為我們最喜愛的文娛活動，對調節身心健康發揮很大作用。入學不久，我被發現曾參加合唱團唱過歌，就逼著我給大家教歌，當時有一位姓林的學員，有較強的專業音樂知識和能力，但態度比較生硬，有時會擺老師架子，對別人的提問和建議很不耐煩，很多人都不喜歡他，硬要我代替他，我雖參加過合唱團，但從沒有教過別人，怎么教心中無數，剛上講臺，兩腿發軟，頭腦發昏，但最終還是堅持下來，先后為大家教唱白毛女，團結就是力量，歌唱祖國，咱們工人有力量等歌曲，勉強完成教唱任務。

1952年底，我分配到甘肅省合水縣銀行工作。那里是陜甘革命老區，承載著延安的革命作風，工作很嚴肅、緊張，生活卻很團結輕松，活潑。歌唱的氣氛更濃，不僅開大會時要唱，每天早上學習時間也要先唱一陣歌再開始。記得有一年在集體唱歌時，還鬧了個笑話。當時，全縣部分干部在銀行大會議室開大會，會議還未開始，正在互相拉歌，突然有人感到地動、人搖，就大叫地震來了，一時間秩序大亂，很多人奪門而出，爭著跑到院子里，見沒有什么動靜，再回到屋里，只是滿地狼藉，鋼筆，筆記本，鞋遍灑一地。令人又好氣，又好笑，集體唱歌的景象延續多年，之后隨著多次政治活動的開展，特別是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以往人與人之間的友情，直率減弱了，代之以互相提防，猜忌多了，縱情歌唱的心情少了，此后，除非是上級布置要參加聯歡會出節目，才有機會在一起練歌之外，集體唱歌逐漸停歇下來，有一年的國慶節，縣政府要辦慶祝晚會，要各單位出節目，行領導指定要我組織節目，我就發動大家練習七律長征，過雪山草地等歌，并在歌與歌之間，加上一段頌揚之詞作為連接，編排成詩歌朗頌《長征組歌》節目，我和福堅都穿上借來的紅軍軍服八角軍帽，化裝成紅軍戰士上臺演出。由于內容充實，有新意，歌唱得較好，演出比較成功，這次演出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動亂時期的唯一的一次演出。

1976年9月，在黨中共正確領導下，一舉粉碎為害多年的四人幫，全國人民歡欣歌舞，心情奔放，沉默多年的歌聲又逐漸恢復，此后幾年，機關、企業和個人歌唱之風快速興起，群眾性的合唱團體、文藝沙龍發展很快，家家戶戶也都唱起了卡拉OK，1981年全國轟轟烈烈開展四個現代化建設。金融系統也掀起了發展儲蓄事業為四化建設籌集資金的熱潮。當時，我在合水縣任信貸股長，為了推動儲蓄事業的發展，我自己寫詞作曲，譜寫了《金融戰士真光榮》的一首歌，登載在人行總行刊物《中國金融》第八期上，起到了鼓舞金融工作者斗志的作用。同年我還制作了《五講四美多儲蓄》《有獎有息定期儲蓄就是好》《當個千字號》等儲蓄宣傳材料，其中《五講四美多儲蓄》改編成相聲，我和同事何蘭平還在一次晚會上登臺演出，我倆都沒有學過相聲，沒有專業知識和能力，就沖著一腔熱情和工作需要就貿然上臺演出。以后每想到這次演出就感到后怕，1983年我從合水縣銀行借調到地區工作。在此期間，組織學員參加地區舉辦的聯歡會，歌詠比賽，我趕寫歌詞，譜曲、教唱、組織排練，每次演出都比較成功，銀行有三次評為先進單位我個人先后五次獲得“文體活動積極分子”“優秀演員”“優秀創作”和“歌詠比賽個人獎”等獎項。

1988年2月，我和福堅同時退休，和鄭斌、張潔在西峰一起生活，2002年1月11日又從西峰搬到蘭州新港城小區和鄭方余文一起居住。退休后空閑時間多了，我就想豐富自己的退休生活，參加社會活動。恰巧小區內的霍炬老師是省夕陽紅合唱團的團員，她就介紹我去參加。入團要考試，當天經過音準，樂感，識譜能力的測試，又唱了一支歌。團部認為專業能力還夠格，就是年齡太大（已75歲），沒有批準入團，第二天，霍老師又帶我到《晚晴音樂沙龍》藝術團考試，經過測試，當時就批準入團，并交了一季度團費，到第三天霍老師又告知我，夕陽合唱團經過研究，已同意我入團，考慮夕陽合唱團是蘭州市一流合唱團，水平 較高，就放棄了《晚晴音樂沙龍》，參加了《夕陽紅》合唱團，在男低聲部唱歌，2004年新港城小區成立藝術團，我又報名參加，這兩個團隊的活動很多，除每周各有兩次練唱外，每個季度都有一至二次到蘭州市各劇院、禮堂、公園和景點為市民演出，在蘭州十年，演出不下百場，既為人民群眾帶去了歡樂也提高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其中記憶最深的有兩次，一次是在2005年5月夕陽紅合唱團去蘭州黃河啤酒廠為該廠慶祝20周年廠慶演出，我在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合唱歌曲中擔任領唱，面對臺下數千名觀眾心情特別激動。這次演出也是一生中聽我唱歌的觀眾最多的一次，當時宏偉的場面始終記在心上，久久不忘，另一次是2011年10月3日隨新港城藝術團參加在《水車園》舉辦的全市慶國慶聲樂比賽，參賽隊有44個，新港城排在最后一位演出。比賽開始后，競爭很劇烈，高分不斷出現。我們男聲二重唱最后出場，20多名隊員唱起了前蘇聯名曲《伏爾加船夫曲》，以醇厚的男聲，激情的演出征服了評委，以9.79的高分，后來居上奪得了冠軍，這場

演出也是我在蘭州十年演出生活的最后一場，此外，我還多次以個人名義參加歌唱比賽和公益性演出，2002年6月1日我和鄭方一起參加新港城第一屆卡拉OK大獎賽，預賽時鄭方發揮不佳未進入決賽，我唱《祖國 慈祥的母親》一曲以9.71分列預賽第一名，決賽時因心情緊張，等待比賽時間長，體力下降，臨場發揮受影響，列第二名，但獎品不菲，獲得VCD音響1臺和一個擴音器，2004年我又參加新港城第二屆卡拉OK大獎賽，決賽時發揮不佳，僅列第七名，獎品為一件襯衫，2007年6月，人民銀行總行舉辦全國金融職工卡拉OK大獎賽，我被甘肅省分行推薦去陜西戶縣參加西安賽區選拔賽，唱《夕陽紅》《祖國 慈祥的母親》兩首歌，得分居15名參賽人員之首，因總行規定參加決賽選手不超過75歲，而當時我已81歲，評委無奈，只給我評《特別獎》，沒有選拔我去哈爾濱參加全國決賽。2010年蘭州市舉辦悅賓海港杯才藝比賽，我與鄭方、余文、鄭超四人報名參加，原以為上臺唱幾支歌就可以了，但看了別的參賽隊的排練，都有背景和故事情節，不僅是唱歌。于是臨時商量，匆忙排練，四人組成一個三代的家庭，先由鄭超拿回新畫《富貴牡丹》在家里展示，然后由我和鄭方合唱歌曲《夕陽紅》余文、鄭超伴唱，體現和諧家庭的天倫之樂，演出后，得到評委的認可，評為三等獎，頒發獎狀，獎杯和一部價值1500元尼康數碼照相機。匆忙的演出準備，竟能獲獎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以后中央三臺還來電話聯系，征求意見，有無到北京演出的想法，考慮鄭超，鄭方都有工作，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完成繁重的演出任務，就決定放棄。

為了豐富晚年生活，我還參加合唱團到各地歌詠比賽，既是比賽又是旅游，在唱歌的同時，還能游覽祖國山山水水。2003年9月，我與福堅隨夕陽合唱團去昆明參加西部合唱節比賽，獲二等獎，賽后游覽洱海，世博園等景點，返途經貴陽看望外甥郭永堃一家，經成都返回蘭州。2007年5月，我與福堅，鄭斌隨夕陽紅合唱團參加在呼和浩特市舉辦的合唱節比賽，獲金駿馬獎，賽后參觀烏蘭夫紀念館，去希拉穆仁草原看賽馬，馬術、摔跤，離開內蒙古后，去山西大同觀摩云崗石窟，再經太原至西安，游覽大雁塔后返蘭。

（二）參觀旅游開闊了眼界   豐富了晚年生活

我和福堅在1988年退休前后，還結合開會，觀摩學習，療養，老友聚會，探親等機會到各地參觀旅游。1979年12月我與表哥王學青去北京參加金融學會代表會議，會后去游覽故宮，北海，頤和園，登八達嶺長城，盡觀祖國首都之名勝。1985年我與方福堅，丁志琴先后去大連療養院療養，順路去青島看具有歐式風格的別墅群，在市內喝啤酒，吃大蝦，螃蟹，游覽嶗山后，經威海、煙臺，在蓬萊登船駛過渤海去大連，療養結束后，又北上沈陽，參觀努爾哈赤居住的沈陽故宮。1986年4月，我與福堅去廣州人民銀行療養院療養兩個月，返回時，經汕頭，廈門，福州，杭州等城市去上海，1988年，我倆回上海送宗英去日本伴讀后，去南京探望福堅四哥方福均，又去蕪湖看望侄女鄭燕華、鄭燕萱。游覽鎮江、揚州后，去無錫國防科工委干休處療養。1990年9月，參加地區分行的延安觀光團，與行內同事游覽延安寶塔山，棗園和黃帝陵等名勝，1991年3月，我倆去北戴河療養，順路去西安、濟南，在曲阜觀摩孔廟、孔陵，去天津看望老同事王寶鴻，趙家潤夫婦，到北京看望二姐方靜怡，和我外甥女郭奕敏，1992年我倆又參加地區銀行組織的“赴南方參觀團”去廣州、深圳等地銀行參觀學習，返回時，經珠海，潮汕，福州，寧波等地返回上海，1995年5月和1998年3月，我和福堅兩次去上海，南京，北京探親，在此期間，與余天榮、吳蘊華兩親家同游頤和園，與福堅二姐在小熊家聚夕，這次聚會也是和福堅二姐的最后一次見面，在南京與福堅四哥一家同游玄武湖，夫子廟，秦淮河。在上海還參與旅行團，去南昌，廬山，游覽八一紀念塔，滕王閣，仙人洞，烏龍譚等景點。2000年5月8日，我倆參加港澳泰旅行團出國旅行，先后游覽香港回歸紀念中心，維多利亞海灣，太平山，海洋公園，在澳門游覽回歸紀念中心，大三巴，媽祖廟，并去葡京賭場，賽狗場觀看賭博和賽狗實況，在泰國曼谷游覽大皇宮，玉佛寺，鄭王廟，鱷魚研究中心，又去邏羅灣，芭堤雅參觀毒蛇研究中心，大象表演，參與珊瑚島沖浪活動，乘快艇在太平洋中奔馳，還見到了美國航母“小鷹號”。2004年至2008年，我倆四次參加“五十年代赴西北工作聯誼會”年會活動，分別在銀川，鎮江、蘇州、西安等地聚會。在銀川聚會時參觀了金水湖電影城、沙湖電視城、西夏王陵進入沙漠，跨越賀蘭山，去內蒙古自治區的阿拉善左旗南寺旅游區游覽。在鎮江聚會時，游覽茅山，焦山、金山寺、揚州瘦西湖、大明寺。返途中，順路去蘇北江陰、南通、張家港，又去杭州與老友沈三山夫婦去觀看胡雪巖故居，西湖博物館。去義烏看小商品批發市場，在橫店電視城看秦皇宮和山洪暴發，㑲舞、清明上河圖等電視藝術景觀。在蘇州聚會時，經吳縣木瀆至洞庭湖，跨越東山、西山之間的內陸第一大橋，去同里古鎮觀看靜思園奇石，又去虎丘和蘇州博物館，在西安聚會時，白天游大雁塔，晚上看水幕電影，去延安圣地觀摩革命紀念館，楊家嶺革命舊址等景觀。年會結束前舉行告別聚會，近二百名老友歡聚一堂，互敘離別之情。五十年代來西北之時，正值青春年少，而今都是白發蒼蒼，步履艱難，此情此景，令人心酸，令人感慨，會上，大家考慮到與會者年事已高，多數已進入耄耋之年，今后不宜遠行，宣告聯誼會結束活動。

2004年1月23日，是我和福堅一生中的重要日子，我倆已結婚五十周年，鄭斌，鄭方為我們舉辦金婚紀念聚餐會，邀請在蘭的劉吉和，虞亞菲，鄭淑琴，汪芹芳，廖亦欣，王大章，楊荊山等老友共20多人，在蘭州東口“巴渝人家”酒店慶賀，接受親友的祝福，席間，福堅還即興詠詩，創作了“風雨同舟五十年，攜手共度晚晴天”一首，表達了我們我們不忘初心的心情。

隨著歲月流逝，我倆已進入耄耋之年，兒女們關心我們的安全，不放心，獨自外出，都擠出時間陪我們到各地旅游。鄭斌在2005年9月陪我們去新疆旅游，途徑蘭州，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觀看回王陵，高昌古城，千佛洞，火焰山，天池大巴札和海拔以下的坎兒井，飽覽了西域風情，次年，又陪我們進行長達四十天的西南華中之游，途經四川、湖北、河南、陜西、重慶五省一市。經成都去都江堰觀看魚咀，寶瓶口，飛沙堰。看都江堰放水典禮，上青城山，渡月城湖，去樂山看大佛，在重慶看解放碑，在朝天門登上豪華游輪，經大、小三峽，看三峽大壩，看神女峰和葛洲壩過船實況，去武漢三鎮，上黃鶴樓，逛漢正街，去湖南長沙觀摩岳麓書院，去岳陽登岳陽樓看洞庭湖，去廣西看桂林山水，坐游輪游漓江，觀看甲天下的陽朔風光，又去河南鄭州觀看中原大地。在洛陽游覽牡丹園，門票價格不低，但大部分牡丹花已敗落，一片殘破景象，大煞風景。

2010年10月，鄭斌，張潔又陪我們去嘉峪關看望鄭臻，英英，登上宏偉高大，堅固的嘉峪關城墻和西部明珠氣象塔，并去酒泉市，游覽市容。

2002年七月，鄭方，余文陪同全家七人去青海西寧游覽，西寧農行行長夫婦陪我們上西寧大樓旋轉塔觀西寧市容，又去湟中，金銀灘，在塔爾寺觀看僧侶生活境況，去青海湖、鳥島，蛋島看鳥群，去原子彈基地看原子彈爆破遺跡。2011年7月又陪我們去臨夏，甘南合作領略草原風光，在桑科草原接受藏民群眾敬獻的哈達，喝進村酒，聽迎親歌，在蒙古包里喝酥油茶，奶酪，吃烤羊肉，對久居城市的我們，別有一番滋味。在海拔起三千米的草原，宗瑛，對高原反應較為嚴重，頭昏，嗜睡，嘔吐，不思飲食，所幸離開草原后即擺脫缺氧困難，沒有留下后遺癥。2016年3月，鄭方一家又陪我倆去河西走廊，游覽，到金川后，和車行長、高東順等舊友，一起吃飯，并陪同去逛東湖、南湖，礦山公園和全國最大的鎳都等景點。赴永昌游金山寺，去張掖觀賞七彩丹霞地貌。在天祝由已故馬院長的兒子接風，并陪同到藏區石門鎮友人家里吃羊肉，取神泉水，領略藏民生活情景。

2001年至2008年我與福堅四次去上海探親，在此期間，宗英，宇申陪同我們遍覽上海市容，觀看東方明珠，過江隧道，外灘，上海大劇院，博物館，步行街，文化名人街，世紀大道，世紀公園，金融中心大廈，世貿中心大廈，大世界，老城隍廟等景點，一起去上海市周邊的佘山，閔行，松江，七寶，朱家角等古鎮名勝購物，盡享湯包，湯團，發糕，青團，油汆子，臭豆腐干等小時候愛吃的，南方小吃，并去知名的避風塘，小南國、蘇浙匯等酒店，餐館吃特色飯菜，還去浙江嵊州觀看九龍瀑，在新昌市參觀大佛寺，在杭州坐船游西湖，去紹興咸豐酒店喝黃酒看阿Q故鄉。2003年4月，我倆去南京探望四哥和從國外回來的三姐方文，同游揚州瘦西湖，個園，又去市郊大嫂家里聚會，見到了久未見面的侄子彌高夫婦，因當時非典疫病盛行，宗英，宇申擔心坐火車不安全，還專程駕車來南京接我們回上海。在1978年至2016年的38年中，宗英曾10次（宇申葉、家林各8次，劉珺1次）到西北看望我們，陪我們外出旅游，幫我們散心，養護身體，一起去西安，延安，華清池，蘭州，甘南草原，興隆山，劉家峽和西寧，青海湖等地的名勝景點游覽。還曾三次到西被為我過生日。2016年7月，宗英，宇申，家林和鄭方一家都從上海、蘭州來西峰和鄭斌，張潔一起為我和福堅籌備過九十雙壽，7月20日生日的那天，中心支行陳允明，吳慰蘭等領導親自送壽匾，禮金到家祝賀。在雄越酒店禮堂上，掛著壽匾，對聯，立著九層高的大蛋糕，來祝賀的親朋好友一百多人齊聚一堂，吳慰蘭行長和老友左權為我們致賀詞，親友們為我們敬酒祝壽，兒女們為我們奉酒獻面表孝心，席間，拍照、錄像相互祝賀，氣氛熱烈，使我倆感到歡樂和幸福。這也是我和福堅一生經歷中最大的榮幸和安慰。熱鬧的場面令人感動，牢記心中。

我自1952年離開上海到西北工作，定居已56年，在此期間，我倆回上海探親共31次，每次回家都受到家人的熱情關照和接待，父母親很慈愛，對我們回家探親都很高興。每次回家前，母親都早早曬好魚干，用去全國通用糧票換來緊缺的龍口粉絲，讓我們帶回，臨走時，都要送我們到大門外，看不見人影才回家。我的二姐姐夫、四姐、二哥、二嫂三哥、三嫂、克寧、慶華、五弟、五嫂，鄭偉、表哥、表嫂和福堅家的大嫂、二哥、二嫂、四哥、四嫂、言嫂和桂妹，小申、小寧、小謙、寶寶都盛情邀請我們吃飯，敘談家常，諸侄兒、外甥中以克寧對我們最為親切，每次回上海，他都熱情邀請一起吃飯，2004年，還專程到蘭州看望我們，近年來因他身體不好，不能受刺激，我們回到上海都不敢聯系他，怕他過渡興奮要犯病，這樣做，很不近人情，但又無可奈何。

家人們溫馨祥和的濃濃親情，使我們感到家的溫暖也體會到“家和萬事興”確是至理名言，家庭內能做到父慈母愛，子女孝敬，夫妻恩愛，家庭成員之間和睦相處，相互扶持，是人的一生中幸福的基礎，應該牢記在心。2008年春節前后，我倆和鄭斌、張潔，鄭方，余文，鄭超，七人和宗英、宇申一起過春節，齊聚上海十二橡樹保利別墅。2月9日，福堅約請葉、鄭兩親家和方家言嫂，諸侄兒侄女共20多人在揚州飯店聚會。2月11日，我約鄭家親人聚會，二姐、三嫂、五弟、五妹、表哥、表嫂桂花和諸侄兒外甥共35人，在小南國酒店歡聚一堂。這也是我鄭家在上海最大的一次聚會。2015年4月，我與福堅回到上海，五弟鄭裕海、五嫂彬君邀請我倆在他家住四天，并陪同去南京路步行街，人民公園，雕塑公園，豫園游覽，在著名的素菜館“功德林”吃素面，在此期間，五弟、三嫂、言嫂都請我們吃飯。5月27日，宗英，宇申、家林和方家諸侄兒、侄女還在上海1號酒家為福堅過86歲生日。我倆在上海期間，還和宗英、宇申一起坐高鐵去看望南京四哥。受到四哥一家人的熱情款待。四哥方福均曾任江蘇省水利廳長，當時已92歲，還和小泉、小融，榴榴、胡春香等侄兒侄女陪同我們吃飯。還一起到江蘇句容生態園博物館觀看科技種植的各種奇花異草，令我們打開眼界。在上海時，與五弟五嫂去新華醫院看望因腦梗住院的表哥王學青，他從小和我一起生活，上學，關系很好，多次回上海，他都請我們吃飯，敘談家常，他是上海財經學院教授，學識淵博，上海財經界有好多人是他學生，而今卻一人病臥在床，已不認人，不能語言，令人痛心。2017年5月，我與福堅回到上海，見到宗英的孫女米嘉和劉珺父母，去養老院探望宇申的媽媽鄭玉如親家又同五弟，鄭偉、王娟、隆陵一起聚會。5月23日鄭臻、王窈英來上海，與我們一起去七寶古鎮游覽，一起吃南方小吃和馳名的大魚頭。此后，五弟因肺部感染住院，治療，我倆與宗英，宇申，鄭臻先后到醫院探視。6月4日我倆返回西峰，數月后才得知五弟已于8月23日因病情惡化，在醫院去世。五弟的逝去，使我失去了我家十兄弟姐妹中的最后一位親人，思念之情，久久不能平復，揮之不去。

五十多年來，我在各級銀行的關心下，有著參觀、學習、休假、療養的機會。也由于家人的關心和支持，多次陪同外出旅游，使我倆能夠游覽祖國的山山水水，觀賞名勝古跡。人生有次經歷可謂足矣。唯一不足的是在全國33個省、市、港澳行政區中，尚有廣西南寧，黑龍江哈爾濱，吉林長春、西藏拉薩，臺灣臺北等5個省會城市沒有踏足，尚留下小小的遺憾。

進入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我的第三代都已長大成人，參加工作，娶妻生子。2012年6月16日，鄭臻與王竊英結婚，于2016年4月16日生下女兒鄭心怡（小名姍姍）。2012年7月24日，鄭超與王昭星結婚，于2014年4月16日生下女兒王舒然（小名涵涵）。2014年葉家林與劉珺結婚，并于2015年10月15日生下女兒葉靜愉（小名米嘉）。第四代家人出生后健康成長，活潑可愛，為全家人帶來溫馨，帶來歡樂。

鄭裕銓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