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榮梁研究了一輩子生命科學，

    從生命整體到生命局部，

    從生命局部到細胞，

    從細胞到分子，

    從分子到電子，

    他研究了生命的本質，

    看到了破解癌癥的曙光，

    卻沒能打通最后一公里。

    從電子到分子，

    從分子到細胞，

    從細胞到生命局部，

    從生命局部到生命整體，

    鄭榮梁未能感受到生命粒子在自己身體內的涌動，

    卻活出了生命價值的鮮活與透徹。

    很多年后，回憶起歷歷往事，鄭榮梁似乎仍能看到、進而我們通過他矍鑠的目光似乎也能感受到當年北京街頭的歡天喜地、北京大學的傲氣風骨、蘭州大學的堅守踏實、還有那酒泉戈壁的風和日、隴南深山的星與月，它們裹挾著時代氣息滾滾向前，這時代氣息滲透進每一個細胞里。

    1980年，鄭榮梁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學院生物物理系研究自由基致癌和抗癌機理，后來獲得美國國家腫瘤研究基金會資助再次赴該室研究。

1.新中國首屆本科生

    1931年11月，鄭榮梁出生在歷史文化古城江蘇常州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做布店店員，母親系小學教師，他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老三。盡管小時候家庭生活境況比較窘迫，但父母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無論生活多艱辛都堅持供子女讀書。也正是在母親的影響下，鄭榮梁從小學習就很好。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不久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建國的消息便人盡皆知，但定都何處一時眾說紛紜，“老百姓中傳言最多的就是北京或南京”。時年他正在備戰高考。

    六七月間，鄭榮梁赴上海參加了北京大學和上海圣約翰大學、赴南京參加了中央大學（后改名為南京大學）的高考，所選專業均為生物。這三所大學都錄取了他，只等他選中哪一所了。

    九月，新中國將要定都北京并將于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消息傳來，鄭榮梁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北京大學，當即著手買票，“想在10月1日前趕到北京，親身感受建國的盛況”，但是緊趕慢趕，到北京大學報到的日子已經是10月4日，錯過了開國大典，這也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2.讀書養家須兼顧

    北大學術氣氛濃厚，鄭榮梁很快就沉浸并融入其中。

    “學習更多的是課本外、課堂外的”，因此，上課之余，他每天都扎在圖書館里，大量閱讀了各種各樣的書，“老師推薦的參考書我肯定都讀完了”。

    此外，當時的北大就非常重視學術交流，常常邀請各學科領域的國際國內知名專家來校講學，只要跟學科“稍微有點關系的”，鄭榮梁一場都不錯過，這也為他開辟了一塊接觸國際學科前沿的肥沃土壤。

    隨著學識的不斷積累和見識的逐步增長，大三的時候他漸漸意識到“一定要通過實驗才能真正得到新知識”，他便主動找到幾位老師表達了作為“小工”參與他們的科研實驗的愿望，老師們欣然同意。

    鄭榮梁從培養實驗材料做起，逐步掌握了觀察、測量、記錄、作圖等基本研究方法。

    到讀大學的時候，父母處于半失業狀態，家庭經濟狀況相比之前更為拮據，助學金只能部分解決伙食費問題。為了維持學業并照顧家庭，他現學現賣，把學到的新知識馬上改寫成科普短文，向《生物學通報》和《少先隊報》等期刊報紙投稿。科普寫作不但得到了稿費，而且加深了對課堂知識的理解，一舉兩得。

    不僅如此，鄭榮梁的學識、人品也得到了《生物學通報》編輯部和《少先隊報》編輯部的贊賞，在他畢業的時候爭先邀請他到編輯部工作，甚至他已經答應了《生物學通報》編輯部，“當時家里已經艱難到快過不下去了，能到編輯部工作我當然是很愿意的”。

    看中鄭榮梁的豈止編輯部。

3.新中國首屆研究生

    在1953年畢業前的分配大會上，全體畢業生集中在大禮堂，老師逐一宣布每位畢業生的去向，“鄭榮梁留校攻讀研究生”的決定著實驚著了他自己。

1953年本科畢業前夕同學合影留念

1954年研究生期間師生合影

1958年在酒泉邊灣農場勞動

1958年在酒泉邊灣農場勞動

1980年，在美國TheJohnsHop鄄kins大學生物物理實驗室與導師Lesko教授合影，后來他請我做他的證婚人，亦師亦友

1990年，與碩士生顧繼杰合影，他長期研制腫瘤抗體藥物，現任中國藥明生物公司副總裁和首席科學家，擁有國際專利20多項

    2001年，蘭大首次招收的臺灣博士研究生黃中洋，現任臺灣彥臣生技藥品公司董事長

    自新中國成立之后直至1952年，國家停止了研究生的招生，“誰都不知道還會不會恢復招生，所以在這之前我們壓根就沒想過上研究生”。他成了班里40余人中為數不多的被選拔上研究生的幾人之一，也成了新中國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

    鄭榮梁有兩位研究生導師，一位是我國著名生理學家、中國生理學會理事長趙以炳教授，另一位是蘇聯著名科學家巴甫洛夫的弟子尼·菲·蘇沃洛夫教授，他后來成為蘇聯功勛科學家和巴甫洛夫研究所黨委書記。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發展態勢良好，雙方簽訂了多項蘇聯對中國進行支持和援助的協議，其中有一條就是選派蘇聯專家到中國。

    在宣布上研究生之后的三個月間，學校對鄭榮梁等人進行了俄語突擊訓練，“三個月之后達到了基本能閱讀、能聽懂、能交流的水平”。同時，研究生們參與建立國內尚無的條件反射實驗室，這也是對研究生培養的極為重要的環節。

    研一第二學期，蘇沃洛夫教授從蘇聯來到了中國。

    之后，鄭榮梁在兩位導師的指導下，以狗為實驗動物，著重開展了有關皮膚觸覺靈敏度的研究，直至1956年研究生畢業，被分配至蘭州大學任教。

    因臨近畢業時他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新現象，需要進一步研究，在導師的爭取下，北京大學經與蘭州大學協商，鄭榮梁以蘭州大學派往北京大學的進修教師的身份留在北大繼續開展研究，直至1958年3月。

4.初進蘭大

    1958年3月，鄭榮梁走進了坐落在萃英門的蘭大校門，首先看到的是大門西側臨街的“勉強過得去”學生宿舍和東側低矮的土房充當的教師住房。作為來生物系工作的教師中的第一位研究生，他一來校在宿舍分配上即受到了“優待”：分配到一個“套間”。所謂“套間”，“其實就是用板墻將一間房分成了兩間，里間放床，外間放書桌”。

    除了住房，在氣候、飲食、飲水、取暖等方方面面都與北大存在很大差距。

    在那個年代里，來大西北過艱苦的生活，鄭榮梁是早有思想準備的，所以“也并不覺得怎么樣”，真正讓他感到震撼并心存憂慮的是在他走進生物樓二樓的實驗室后。

    空空蕩蕩的實驗室破舊無比、布滿灰塵；年久失修的木地板變形嚴重、踩上去吱吱作響；看到墻角靜靜地擺著的一臺天平，鄭榮梁頓時憂上心頭：在這樣高低不平的地板上，怎能用天平準確稱量？今后的科研怎么開展？

    而事實上，從1959年開始開展科研工作直至2005年退休，他在放射生物學、自由基生物學等多方面都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實驗條件并沒有成為阻礙其科學探索的障礙，相反他每每用此激勵著自己動手、創造條件。

    當下等待他的也并不是馬上開始教學和科研，而是下放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他到校的一周前學校就貼出布告，一批干部下鄉酒泉，鄭榮梁在名單之列。

5.下放勞動遭惡狼夜襲

    是年國家規定干部下放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鄭榮梁自感從小到大一直在學校讀書長達20年，實在缺乏實際知識和社會閱歷，正期望借此機會到最艱苦的西北農村經風雨見世面，“通過勞動鍛煉改造思想，變成更有用的人”。

    根據甘肅省的安排，蘭大約兩百名干部帶著戶口一起來到了酒泉果園鄉北邊戈壁灘上創建邊灣農場，并被告知不好好勞動不得調回蘭大、戶口不得遷回蘭州，“后來確實有少數人未能回來”。

    最初的幾個月里，下放干部主要蓋房開荒。酒泉城北黑河與明長城遺址之間是一大片平地，有些是分散的農田和草灘，其他大部分是戈壁灘和鹽堿地。堅硬的鹽堿地像冰面一樣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嘎嘎作響，一雙布鞋穿不了幾天就被割破，皮鞋也很快就僵硬變形。在戈壁灘、鹽堿地的邊緣長著很多馬蓮（又名馬蘭）。開荒的第一步就是把馬蓮鏟掉。

    據《中國植物志》記載，馬蓮抗鹽堿、寒旱、風沙，根系發達，須根密集，涵養水分，生命力十分頑強，每蓬的葉面鋪地約1平米，葉長大于1米，成為保護生態和固沙先鋒，在寸草不生的羅布泊獨有它生長。

    鄭榮梁在親手鏟掉一蓬蓬馬蓮的時候，聯系到自己所學的知識，心中不免嘀咕：這樣的開墾既破壞了原有植被和地表結構，而且一陣風來就能把表土、肥料和糧食作物統統刮走，有百害而無一利，正如蘇聯40年代中后期開發西伯利亞時大面積種植玉米，結果不但歉收，而且導致多年的大黑風，最終以失敗告終。這片土地不宜種糧，只宜種生態林。

    但是，鄭榮梁并不敢提出建議，“一因自卑，只有書本知識沒有實踐經驗，對以復員軍人和老干部構成的農場領導充滿敬畏；二因膽小，反右剛過，心有余悸，不敢造次，只配埋頭干活”。

    因干活踏實勤懇，開荒才月余，鄭榮梁被改派為車老大的下手，跑運輸的第一天就被狠狠地“教育”了一番。裝有200多斤豌豆的麻袋壓到身上后，他怎么也站不起來，無奈，10多個麻袋由車老大獨自裝上車。車老大發火了，用河州（今臨夏）方言不停地罵罵咧咧，“好在我當時剛到西北，反正也聽不懂他罵的什么”，但還是深深地懷有愧疚，連賠不是。

    歸途中，鄭榮梁請車老大坐上車頭、忙不迭地點上煙，自己則灰頭土臉趕著三套馬車，想想自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失落感涌上心頭，加之老馬識途，不用吆喝，不要揚鞭，“更顯得自己多余”。

    夜路需要兩個多小時，郁悶中鄭榮梁胡亂編唱了一首歌：“在祁連山黑河岸上，趕車人低垂著他的頭，憂愁地唉聲嘆息，從今后再也不讓趕馬車……”估計車老大也不愿收他為徒，次日他便被調去喂馬。

    不久后，農場又調鄭榮梁去放羊，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令他時至今日仍歷歷在目。春耕前，農場決定晚上不讓羊群歸廄，改到開荒出來的新田中夜宿、讓羊糞直接拉在地里。他就此每晚裹著羊皮大氅與羊露天同臥，清晨醒來臉頰鬢須和睫毛上都結滿了厚厚的白霜，甚至連眼睛都難以睜開，使他提前體會到了蘇軾晚年的詩句“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某天深夜，鄭榮梁突然驚醒，放眼望去，只見除了不遠處田埂上躺著的一只已被開膛的羊，身邊再無一只羊，亂蹄印朝向西邊，前方介于嘉峪關和在建的酒鋼之間的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之間，“這明顯是惡狼夜襲后羊群的逃竄方向”。鄭榮梁當即奔向農場匯報，遭張副場長怒加訓斥并甩話“找不回羊莫來見我”。鄭榮梁暗下決心要找回來，“找不回來我也無臉見人了”，故向灶房求借了八個饃，急急向西奔去。

    匆忙中忘了帶水，正值中午時分口渴難當，忽見前方有幾戶人家，正想進村討口水喝，只見遠處一老漢盯著他大聲問道：“是農場人嗎？丟了幾只羊？”鄭榮梁又驚又喜，一時竟答不上話來，“一因口干說不出話，更因絕處逢生、喜極而癱至地上”。

老漢送上一碗水后緩緩道來：半夜聽聞羊叫聲，猜到出事，便將自己的羊群從廄中趕出，把農場羊群趕至廄中，從早晨開始就在村口等候找羊人。

    鄭榮梁被老漢的高尚行為感動得無以為報，當即脫下下放時購買的新棉衣并掏出八個冷饃相贈。當地正值大饑荒，以樹皮充饑，鄭榮梁親自嘗過樹皮湯。

    趕著羊群回到農場時天色已晚，鄭榮梁急忙向農場匯報，張副場長板著臉問道：“還剩幾只？”他答“286只”，張副場長呵斥：“地埂上不是死了一只嗎？真會扯蛋！”答曰“當晚下了一只羔”，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事后張副場長也向鄭榮梁表明：“這事也不全怪你”。原來，農場規定，羊倌白天放羊、夜間可就地露天睡覺，另派人輪流陪著羊倌在夜間看守且不準睡覺，誰料，那晚的輪值人員睡著了。

    “這就是貧下中農對我活生生的教育，古云‘大道求諸野’，誠如此言”。

    自此之后，無論是做什么，鄭榮梁都更加負責苦干，任勞任怨，得以在一年后的1959年春即被宣布首批返校、戶口遷回蘭州，時至今日戶口簿上一直注有“從酒泉邊灣農場遷來”的字樣。在文革期間某晚查戶口時，來檢查的人看到戶口本上的字樣，誤認為鄭榮梁是從戈壁灘上的勞改農場遷來（當時酒泉戈壁灘上有一些勞改農場），用驚悚的目光盯著他，他慌忙解釋是下放干部。

    10年后的1969年秋天，國家提倡開門辦學，要把田間地頭和工礦車間都當做課堂，蘭大生物系決定到酒泉農村辦學，選派了一批教師，鄭榮梁又在其列，教的卻是數學，他再一次來到了自己曾接受過教育的邊灣農場。

    踏上農場原址，看到當年自己親手蓋的磚房已成破壁殘垣，辛苦開挖的干渠隱約可見、子渠已被黃沙淹沒，羊廄馬槽都已不見蹤影，經詢問得知邊灣農場在勉強支撐了三四年之后就廢棄了，“這一切也在預料之中”。

6.摩天嶺上與金絲猴為友

    1959年春返校后不久，由于年輕力壯加之還未正式開始教學科研工作，鄭榮梁接到了一項馴化研究金絲猴的任務。

    當時，瀕危珍稀動物金絲猴分布在甘川滇三省，甘肅省將研究金絲猴生活習性的任務下達蘭大。

    1959年初夏，鄭榮梁帶著8名學生和少得可憐的科研經費前往隴南市文縣碧口鎮。交通不便，車至天水后就無汽車了，只得背著行李一路步行至目的地。

    起初，鄭榮梁毫無頭緒，因為金絲猴生活在摩天嶺原始森林，加之它反應靈敏身手迅捷，“聰明極了，人根本靠近不了，談何研究？”他帶著省上的介紹信找到了當地生產隊，老鄉一看便笑了，告訴他不用擔心，“原來他們已經捉了幾十只偷偷養在山頂了，這下我心里有底了”。

    在遠離人煙的山頂上，在木頭搭起來的大籠子里，幾十只金絲猴活蹦亂跳。師生9人在離大籠子不遠的地方，用玉米桿搭起草棚作為住處，迅速展開了研究工作。

    師生一邊用老鄉教給的辦法捕捉金絲猴關進大籠子里，“最后數量達到了百多只”，一邊通過建立條件反射來測定金絲猴的興奮過程和抑制過程的強度。

    經測定，金絲猴的神經類型屬于強而靈活型，意味著極易適應陌生環境、極易馴化，他們的行為也證明此結論，原來十分機警、遠離人類，經一個多月飼養迅速與人類親近，甚至伸出手來拍肩膀，成為好朋友。

    白天開展研究，夜晚師生在深山頂上欣賞滿天星斗，遙望銀河逶迤，四周青山碧水，月下夜鶯啼鳴，聲嘶力竭，驚心動魄，兩個多月的時光一閃而過。

    相較其他科研工作者開展的調查性、描述性的研究工作，鄭榮梁等人的研究成為我國建國后首次針對金絲猴的大規模的實驗性的研究。但不知什么原因，省上突然接到國務院停止馴化研究的命令。

    盡管研究未能繼續下去，但是團隊中的一名學生在畢業時被當時正在建設中的北京博物館“相中”，“要去”北京博物館工作至今，“這和她參與過金絲猴的野外研究不無關系”。

7.放射生物學專業始末

    1959年夏從隴南返校后不久，鄭榮梁再一次“臨危受命”：籌建放射生物學專業。

    上個世紀50年代我國有兩個原子能研究中心，北京和蘭州。1955年，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的朱光亞教授受命負責籌建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核學科專業。經過三年的緊張籌備，1958年蘭大現代物理系迎來了首批學員，代號505研究所，暫定名為蘭州大學物理研究室，1959年江隆基校長到任后正式命名為蘭州大學現代物理系。最初的現代物理系只有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學兩個專業，從核學科的完整性來看，顯然缺了放射生物學，教育部要求蘭大馬上成立放射生物學專業。

    于是，生物系抽掉了張爾賢、劉力生、王宗周和鄭榮梁四位年輕教師，從1959年秋開始籌建放射生物學專業，專業的任務是防護電離輻射對人體和生物的損傷，計劃1960年招生，“籌建時間只有短短一年”。

    籌建遇到的最大困難在于從神經生理學改到放射生物學，跨度極大，實驗室一無所有，學科上一無所知，“什么叫放射性，原子彈爆炸的原理是什么，等等，都一竅不通”，但初生牛犢不怕虎，鄭榮梁等人一邊花大量的時間旁聽現代物理系的課程，一邊夜以繼日開展實驗室的建設。

    幸運的是，幾位老師都學過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等基礎課程，“補課還不算太難”，對鄭榮梁而言更是如此。1955年，北大生物系邀請剛從美國歸來的協和醫學院王世真教授給研究生講授核醫學，他在那時聆聽核醫學課程時只覺得新奇，壓根沒想過這些內容會對以后的教學研究起到啟蒙作用。

    半年之后，幾位老師勉為其難地開出了新課。

     1960年秋，放射生物學專業正式“開張”。當年來不及錄取招生，便從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中按照保密專業的標準遴選了數名學生轉入放射生物學專業。學生經過刻苦的學習訓練后，很受相關單位的歡迎，連續三年的畢業生都被分配到國防科工委、中國科學院、航天醫學研究所、衛生檢測站等單位。

    但隨著我國原子彈爆炸試驗方式的變化，放射生物學專業的前途也相應發生了變化，“我們專業的學生就不像以前那樣搶手了”，包括蘭大在內的全國多所高校的放射生物學專業在此時紛紛“下臺”轉行，蘭大放射生物學專業停止招生，但保留了師資隊伍，改名生物物理學教研組，選擇轉向跨度不大的自由基生物學，與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和軍事醫學科學院放射生物所成為我國最早的三個從事自由基生物學的機構之一，當時在讀的兩級學生分別轉入物理系和化學系，“放射生物學專業完整地培養了3屆畢業生”。

8.蘭大第一篇被國家原子能文獻委員會收錄的文獻

    籌建放射生物學專業伊始，鄭榮梁等人便同步啟動了相關的科研工作，在他看來，只有教學沒有科研的大學稱不上真正的大學，只講課不做科研的老師難免美中不足。

    但是，生物系劃撥的幾間房子給學生做實驗室都已經異常擁擠，根本沒有做科研的空間。當生物系領導提出把他辦公室隔壁的女廁所劃給他充當實驗室時，他欣然同意，“只要給我個地方就行了”。

    之所以這么輕松答應下來，與一個故事有關。他的導師趙以炳教授作為中國生理學會代表團成員訪蘇后感慨地告訴學生，巴甫洛夫研究所某大科學家的實驗室是由樓梯間改建的，以此教育學生不要埋怨條件不好，而應自力更生創造條件，這個故事深印在鄭榮梁的腦海中。他自己動手進行了一番簡單的改造，女廁所正式“升級”為實驗室。在這里，他用老鼠開展了有關放射病防護的研究，“當時蘭州醫學院原子能醫學實驗室有很強的放射源，我還經常拿著老鼠去那兒做實驗”。

    因當時放射生物學專業被定為機密專業，所以開展相關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準正式發表，但可以上報國家原子能文獻委員會。1961年，鄭榮梁整理寫作的一篇論文上報后被國家原子能文獻委員會收錄為機密級原子能科技文獻。科研科科長方心濟告訴他，這是蘭大第一篇被國家原子能文獻委員會收錄的文獻。

    論文被收錄后，過了一段時間的某天早晨，經過了前一晚的黃風肆虐，實驗室里到處都覆蓋著厚厚的一層黃土，“到處一抹都是一道深深的指頭印”。剛過8點，鄭榮梁剛要開始清理實驗室，江隆基校長獨自一人突然而至，這使鄭榮梁陷入尷尬：“江校長，我很抱歉，您來了我沒辦法讓您坐”，江隆基校長一句“我不是來坐的，我是來了解你的實驗、看你的實驗室的”，這令他更加狼狽不堪：“怎么能讓校長去看那個臭氣熏天、燈光昏暗的實驗室呢？”但是江隆基校長依然堅持著走了進去。

    今年9月，學校建校110周年校慶時，江隆基校長的女兒江亦曼來校參加慶典活動，與鄭榮梁相遇，他還向江亦曼回憶起此事，連連稱贊江隆基校長崇高的人格風范和光輝的教育思想。

9.冰火兩重天

    1964年，鄭榮梁被選為甘肅省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后又被選派列席1965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當時列席的各族各界青年代表共有278名，“為什么會被選中我也不太清楚，總之一次大會上江隆基校長就宣布有一批人獲表彰。我想應該和之前做的研究工作有密切的關系吧”。

    會議期間，全體與會人員得到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接見并合影留念，鄭榮梁第一次走進了中南海。

    一年之后，鄭榮梁又被選為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前往北京參加表彰會議，得到了劉少奇的接見并合影留念，鄭榮梁再一次走進了中南海。

    兩張珍貴的照片，鄭榮梁均已移交至檔案館保管，“這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從開始籌建放射生物學專業到1965年的6年間，鄭榮梁的經歷可謂“順風順水”：政治上兩次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教學上按照專業設定目標培養了一批學生，科研上有成果產出，經濟上亦不曾吃虧，“那時候要幾年才漲一次工資，但每次漲的時候我的成果都符合漲工資的條件，所以也就每次都漲了”。

    2004年在聯合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搶險委員會主席、巴黎第六大學E鄄mery教授家作客，黃中洋博士的部分研究在她實驗室進行

     200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Murad來我校講學，與生物物理研究所師生合影

   鄭榮梁作為第1完成人完成的項目 “自由基致癌機理及抗癌新途徑”于1995年獲國家教育委員會科技進步一等獎

    1997年，鄭榮梁和賈忠建榮獲歐盟德彪-中國抗癌基金獎

    鄭榮梁作為第1完成人完成的項目 “癌細胞的正常化及其分子機理”于1999年獲教育部科技進步三等獎

    鄭榮梁作為第1完成人完成的項目 “快速修復DNA損傷可在源頭實時阻斷癌變”于2013年獲教育部科技成果認定

    誰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過去的種種成為了鄭榮梁的“罪行”，他被定為“江隆基黑幫”，受到打擊迫害，原因有二：“一是他們拿我每次漲工資的事說事，說我是江隆基校長的紅人，就是江隆基黑幫的人；二是因為我的老伴賈忠建，她是江隆基校長從北大帶來的10人之一，他們就把她也定為江隆基黑幫的人，這樣我們就都成了牛鬼蛇神”。

    從1967年開始，關牛棚、挨批斗、掏大糞、打掃廁所、清掃樓道，一直持續到1968年秋，蘭州軍區調鄭榮梁和與他關在一起的另一位“牛鬼蛇神”王香亭赴駐扎平涼的野戰軍部隊執行一項特殊緊急任務，才得以結束這樣的日子。兩人發揮專業特長，千辛萬苦圓滿完成了任務。

    “牛鬼蛇神”的帽子才摘了三天，鄭榮梁又被派往平涼涇川焦村黑河人民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年后的1969年秋天得以返回學校，“但回來后也都沒開展什么教學科研工作”，直至1976年文革結束，學校的教學科研工作才開始逐步恢復。

    在此期間，鄭榮梁雖無暇思考科研問題，但一件事卻強化了他對“科研不能講究客觀條件”的認識。與他一起勞動的呂忠恕先生去田間勞作時經常會帶著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和一臺普通天平，得空便量麥穗的長度，等到麥子成熟的時候又剪下麥穗稱重量、數麥粒。鄭榮梁好奇地詢問呂忠恕“這是做什么”，呂忠恕告之“我要知道千粒重（一千粒麥子的重量），看看今年的產量怎么樣，這不也是科研嘛，不做也是白白浪費時間”，此事深深地教育了鄭榮梁，“只要真喜歡，任何條件都是可以做科研的，哪怕當了牛鬼蛇神。”

10.科學的春天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鄭榮梁有幸參加大會個別會議。

    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提倡解放思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被譽為“科學的春天”。自此開始，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才逐漸從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

    10年前還是“牛鬼蛇神”，10年后便有幸第三次走進了莊嚴的人民大會堂，鄭榮梁看到了社會發展的希望，感慨萬千：“大浪淘沙，社會洗滌和磨煉著每個人。”之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科研工作當中。

    上個世紀50年代前后，生物學的研究逐漸由宏觀層面朝著微觀層面發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際上對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而比分子生物學更微觀的電子生物學正成為研究熱點。

    電子生物學，顧名思義，就是在電子層面上研究生命現象，電子生物學包括量子生物學和自由基生物學兩個分支，改革開放后鄭榮梁教學就主要講授量子生物學和自由基生物學兩門課程，“因為我覺得這是當時最新的東西，當時全國沒有幾個學校能開設電子生物學的課程”。198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生物物理學》一書，鄭榮梁承擔了其中“自由基生物學”和“放射生物物理”兩個章節的撰寫工作。

    1980年3月，鄭榮梁受教育部派遣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生物化學系生物物理分系做訪問學者，開始投入了自由基生物學的研究。

11.通過快速修復DNA損傷使癌細胞正常化

    任何生物隨著呼吸過程必然生成自由基，自由基達到一定濃度就會攻擊DNA，導致DNA損傷，進而引發包括癌變等許多病變，清除體內的自由基自然是預防DNA損傷的“良方”。鄭榮梁研究組發現，藏草藥中的苯丙素甙類具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同時還能快速修復DNA損傷。

    對損傷后的DNA進行修復，即為治療，機體中存在兩種修復機制：酶性修復和非酶性修復。

    酶性修復因其有效性和準確性而廣為人知，但也存在因修復酶本身是蛋白質而易氧化失效、因酶活性不穩定而會隨著衰老和患病而下降、修復需要幾十分鐘甚至幾個小時才能完成導致修復太緩慢等明顯的缺點，最關鍵的是，酶性修復只能修復DNA穩態損傷而不能修復DNA瞬態損傷，DNA瞬態損傷如果得不到及時修復，就有可能發展成致病甚至致命的DNA穩態損傷，“就好比急病偏遇慢郎中”。

    非酶性修復，又稱快速修復，便是將DNA瞬態損傷“扼殺在搖籃中的有力武器”。鄭榮梁的研究證明，快速修復只需4個微秒就能修復DNA損傷，“4個微秒就是百萬分之四秒，也就是說一旦DNA受到損傷，還是瞬態損傷的時候，在百萬分之四秒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就能修復好，它還沒來得及癌變。快速修復比酶性修復快十億倍”。

   鄭榮梁最初聽到“快速修復”這一概念，還是1985年1月至7月在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生物化學系做訪問教授時。期間認識了該系系主任、快速修復的發現者RL·Willson教授，RL·Willson教授邀請鄭榮梁到其家中做客，向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鄭榮梁聞之除了贊嘆成果的顯著和研究手段的精確外，內心暗暗遺憾自己回國后沒有條件開展相關研究。

    出乎意料，從英國回來的幾年之后，1989年鄭榮梁被選為中國科學院上海核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驚喜地得知該所具有從事DNA損傷快速修復研究的全部條件，尤其是有一臺瞬時吸收光譜，“它能夠抓住百萬分之一秒里的化學反應”。

    談及被選為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一事，鄭榮梁連連表示“純屬意外，因為當時學術委員均是有聲望的專家，但其他人都已超齡，就我還勉強湊合”。

    在該所的大力支持下，鄭榮梁團隊研究了11種苯丙素甙類對DNA瞬態損傷的快速修復作用，發現有15種DNA瞬態損傷可被快速修復。

    把苯丙素甙和受損傷的DNA放到一起后，兩者會自動靠近，“就像航天飛船和衛星對接一樣”，當靠近到一定距離的時候停止，這時苯丙素甙上的一個電子得以“跳到”DNA上，完成對DNA的修復，“就好比一張膏藥恰到好處地貼到了DNA的傷口上”。

    兩者停止靠近時的距離至關重要，“遠了電子跳不過去，靠得太近藥物分子就與DNA形成牢固的共價鍵，破壞了DNA的完整結構，引起更嚴重的病變。這個過程相較酶性修復快了十億倍，因此叫做快速修復”。經計算機生物學方法測得這兩個分子恰恰精確地停留在相距30納米的位置上，充分滿足了電子轉移的必要條件，“生命的奧妙就在于此”。

   “這樣我們就把快速修復的機理搞清楚了”。

    從1997年鄭榮梁等人推測快速修復的機理在于電子轉移，到2002年證實了這一推測，鄭榮梁、賈忠建帶領各自的團隊用了近30年的時間。鄭榮梁等人將20多年來的系統性研究成果最終匯總在一起，以兩篇總結論文于2010年和2011年發表在英國《皇家化學學會評論》（國際頂級刊物，當年影響因子為26.4）上。為了與中國同行交流，他們又用中文在2012年的《生物物理學報》上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綜述，題為《DNA瞬態損傷的快速修復阻斷癌變最早事件的發展》。

    鄭榮梁也因此于2010年榮獲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榮譽稱號，于2012年獲中國生物物理學會自由基生物醫學專業委員會杰出貢獻獎。

12.伉儷攜手

    在對DNA瞬態損傷進行快速修復的過程中，如果說苯丙素甙“立了大功”，那么從植物中分離提取出苯丙素甙化合物結晶并測定其分子結構的賈忠建教授毫無疑問更是功不可沒。

    賈忠建長期從事西北藥用植物有效成分研究，她從藏藥馬先蒿中分離提取出了苯丙素甙化合物結晶并鑒定了其分子結構，“從化學層面來講，賈忠建他們完成分離、提取、鑒定三個步驟，他們的工作就完成了”。

    苯丙素甙化合物結晶交到鄭榮梁手上，“我們再來研究該化合物的藥用醫用價值”，但是，無論是馬先蒿還是苯丙素甙，其獲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馬先蒿，一種生長在高山上的玄參科草本植物，鄭榮梁曾兩次帶學生前往甘南瑪曲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上采摘馬先蒿。因為缺氧，挖出一顆后他就要休息好一會，然后再繼續往前尋找，“因為它不是長的漫山遍野都是，得去慢慢找”，挖錯是常有的事，“回來后再請系里著名植物分類學家彭澤祥教授鑒定”，被當地藏民驅趕的事也會時時發生。即使這樣，一個星期幾個人也就只能采摘五十斤左右，而賈忠建開展實驗的需求以成百上千斤計，當時的鄭榮梁已年近七十。

    每次采摘回來馬先蒿，賈忠建都如獲至寶，馬不停蹄地展開分離提取工作，但從50斤馬先蒿中也就只能提取出約1.5g苯丙素甙化合物結晶，“因為馬先蒿中苯丙素甙的含量僅為萬分之三，所以提取相當難”。提取出來后測定其分子結構又談何容易。從提取成功到測定出分子結構，賈忠建用了約8年時間。

    談及此處，鄭榮梁用“悟”、“巧”、“嚴”三個字對賈忠建進行評價：“悟即悟性，巧即技巧、靈巧，嚴即嚴格，她的這些特點當年在北大化學系的時候就很突出”。

     賈忠建測定了苯丙素甙的化學結構，鄭榮梁發現了其藥用價值，結果一經發表，立即引來了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科研人員的關注，紛紛嘗試人工合成苯丙素甙，最終只有日本成功，終因成本昂貴無法大規模生產，未能滿足藥物開發前期研究用量而遺憾地停止下來。

    后來又有幾家醫藥公司聯系鄭榮梁要合作進行抗癌藥物的研發，他均表示“成本問題解決不了，根本沒辦法往下推進，所以現在就卡在這兒了，或許將來破解該難題的就是改進合成的技巧之類的吧，我是無能為力了”。

13.舉步維艱中的教學實驗

   1983年，鄭榮梁被任命為生物系主任，直到1991年，“我當了8年的系主任”。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一方面我國剛走出文革的陰霾，另一方面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曙光，錯綜復雜的社會形勢具體反映到蘭大生物系就是要在舉步維艱的條件下開展開創性的工作。

    鄭榮梁感受到的第一個“舉步維艱”便是經濟上的拮據，生物系的教學經費被壓縮到了歷史最低點，與此伴隨的是物價的上漲，“鄭國锠先生擔任系主任的時候，每年開設幾十門課，教學經費是一萬兩三千塊；后來張鵬云先生擔任系主任的時候，課程還那么多，每年的教學經費變成了一萬塊錢；而到我的時候，每年只有八千塊”。

    生物系每門課都有相應的實驗，“教學經費就主要花到實驗上了”。鄭榮梁不是沒想過減少課程數或取消部分實驗，但這意味著教學質量必然降低，“相當于教師在講臺上清唱，學生沒有操作實踐的機會，那樣學生得到的知識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知識體系就會不全面，不能這么培養學生”，鄭榮梁一籌莫展。

    鄭榮梁想到了出去掙錢，又因種種顧慮而不敢行動。既然不能開源，那就只有節流來盡量維持生物系的正常運轉。

    以《動物生理》這門重要的課程為例。在鄭國锠任系主任的時候，實驗動物為狗，學生要親自宰殺一條狗，然后觀察它的肺臟是怎么呼吸的？血液是怎么流動的？肝臟是怎么代謝的？腸子是怎么運動的？學生通過觀察把所有指標記錄下來。

    張鵬云接任系主任以后，每年一萬元的教學經費已不足以支撐該課程以幾十元一條的狗為實驗動物，換成了十幾塊錢一只的兔子或雞。

    而鄭榮梁繼張鵬云之后擔任系主任時，大老鼠一只14元，“比兔子還貴”，小白鼠一只6元，他只能提供小白鼠做為實驗動物。在實驗中，動物越大，開展實驗越容易，觀察到的細節就越多。即使這樣，到后來“我給學生連小白鼠都提供不了了”，鄭榮梁想到了青蛙，“我想青蛙應該便宜些”。到市場一看傻眼了，一只青蛙六七元錢，“堪比小白鼠，青蛙都買不起了”。

    他找到了曾與自己共患難的研究動物學的王香亭先生，“他非常了解兩棲類動物的生活習性，我請求他告訴我怎么捉青蛙”。王香亭不僅欣然答應，而且親自幫助。

    每天晚上九點以后，兩人騎著自行車、帶著采集袋、打著手電筒，直奔魚池岸邊。起初，兩人在蛙叫的地方用網兜撈，一晚上撈不了幾只，“速度很慢，而且不夠學生做實驗”。當時全系需要做該實驗的學生大約有30余人，每人每次實驗中需要青蛙兩三只。

    后來，王香亭想到了在湖邊扁形的洞里“掏掏看”，“那種扁的洞是青蛙的窩”。事先沒有準備工具，兩人徒手將洞口的沙子泥土挖了開來，里面竟是一個大洞，手電一照，十幾只青蛙蜷縮在一起，兩人喜出望外，趕忙又挖了幾個洞，捉回來了百多只青蛙，“這下夠學生做一個星期實驗了”。

    “誰料高興得太早了”，兩三天以后剩余的青蛙死了，“不是渴死的就是餓死的”，鄭榮梁便“改進”了青蛙的飼養措施：捉回來以后在上面鋪一層草撒上水、再蓋一層布，“但還是沒有東西喂它”，這樣青蛙可以存活四五天，“我們就四五天去掏一次”。

    一個學期之后，鄭榮梁已熟練掌握了掏青蛙的經驗技巧，并“傳授”給了實驗員，“這樣學生的實驗才得以維持了下來”。

14.文革后復課的教學改革

    相比經濟上的窘迫，教學科研水平的亟待提升是鄭榮梁作為生物系系主任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文革停學十年，正值國際生物學由傳統的以描寫敘述為主的老生物學向分子水平深入的新生物學急劇革新的過程，我國生物學遠遠落后了，蘭大生物系則更顯陳舊滯后，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而工農業所急需的生物技術和工程人才又無力培養，客觀現實要求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鄭榮梁環環相扣地設計了一系列教學改革舉措，修改專業名稱、開設新課程、更新教學計劃、加強教師進修培訓、更新教師知識結構等等，但這一過程談何容易，最大的阻力來自于部分教師。

    “全體教師在理論上都承認應該新舊兼顧、突出重點、優先發展分子生物學，但是一到落實的時候，在經費、資源、招生名額、教師進修等一系列實際問題上可就難而又難了。每位教師都強調自己專業的重要，要動自己的蛋糕就寸步不讓；誰都不肯轉變自己的研究方向，更別說修改專業名稱了，有關教學改革的討論就進行的很難；而且我還發現了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全系教職工的子弟凡上生物專業的，沒有一人在學老生物學，無一例外地都選擇分子生物學。我在歷次會議上一再指出這個怪事，并希望大家把別人家的子弟當成自家的子弟來著想，讓更多學生有機會選擇分子生物學；還有經費分配和教師自身學業的更新，也都是十分重要而又麻煩的問題”。

    每個教研組開會討論教學改革事宜的時候，鄭榮梁都親自參加，“我跟大家講國際生物學現狀，講我們改革的必要性，講我們教師必須要先更新自己的教學知識，否則即使有新的教學計劃，我們教師講不了還是不行”。對反對比較強烈的教師，鄭榮梁便單獨聊天說服，甚至吵得天翻地覆，“這也無所謂，不傷感情的，大家都是為了公”。

    盡管過程艱難，但最終，原來的細胞遺傳教研組分成了兩個教研組，以分別加強遺傳與細胞，“因為國際上這兩個專業在生物學近代化中起著關鍵作用”。

    生物系每年僅有的8000元的教學經費，鄭榮梁在分配會議上提議向“全系重點的生物化學教研組傾斜”，未獲得大家認可，只得各教研組平均分配，“每個教研組分不到2000元，要維持一學年，可憐的不得了”，之后鄭榮梁便將自己所在生物物理教研組的“那一份”撥給生物化學教研組使用，“它是拉動生物系朝分子生物學方向發展的重中之重”。

    組織架構搭好了，接下來便是分子生物學方面的課程建設，開設分子生物學方面的課程的最大難點在于缺乏授課教師，當時從外面引進人才有較大難度，培養自己的教師也并不容易，加上課程教材是全英文的，短時間內補課談何容易。

    幸而鄭榮梁早在文革剛結束的時候就“先行一步”發現了一位人才，盡管那時他的身份是“鄭國锠先生科研秘書”，但已經開始協助鄭國锠及生物系領導做一些系里基礎性的工作。

    1977年，鄭榮梁被派去蘭州煉油廠參加原油微生物脫蠟的研究工作，期間偶然見到了在北大就讀于昆蟲學專業研究生、比自己高兩級的師姐陸瑤華，當時她在蘭州煉油廠資料室工作。陸瑤華英文水平之高，“在我們這一輩里面是比較少見的”。生物學專業出身加上高超的英文水平，不正是在當下以最快的速度自學分子生物學相關課程并開課的最合適人選嗎？“當資料員太可惜了”。

    從蘭州煉油廠回來后，鄭榮梁即以“鄭國锠先生科研秘書”的身份找到了時任學校宣傳部部長的聶大江，說“我發現了一個人才，這個人如果到我們生物系來工作，能解決我們生物系的大問題”，希望學校能夠將陸瑤華調至蘭大生物系工作。聶大江不但痛快答應，而且還向時任校長辛安亭反映，同樣得到了辛安亭的大力支持。經多方協調、辦理手續，陸瑤華于1982年正式調入蘭大生物系工作。

    陸瑤華來校工作后即迅速投入了分子生物學相關課程的自學中，并很快開始面向生物系全系學生授課。為了盡可能擴大受益面，鄭榮梁特意將該課程起名《普通生物學》，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講普通生物學，“因為如果是《分子生物學》課程的話，面就有點窄了，只能幾個專業的學生受益，而《普通生物學》就可以面向全系學生，大家都可以來選這門課”。陸瑤華的授課受到了學生的極大歡迎，可惜的是授課三年之后，陸瑤華于1985年調離蘭州大學，“此次校慶校友返校，還有不少同學問起陸老師，回憶到她新穎的教學內容和生動的講課風采”。

    除了陸瑤華，還有一個人與鄭榮梁、賈忠建息息相關，這個人便是胡曉愚。

胡曉愚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研究生，比鄭榮梁高兩級，先于鄭榮梁被分配至蘭大化學系工作，在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被打為“右派”，后坐牢，文革結束后胡曉愚平反出獄，回到化學系有機化學教研組工作。時任有機化學教研組主任的正是賈忠建。

    為了盡快恢復胡曉愚的名譽，賈忠建想盡了辦法，但凡是全國性的學術活動，她自己都不參加，把機會讓給胡曉愚，“讓他到各個學術會議上去亮相，用這樣的辦法來幫助他，所以那段時間賈忠建基本沒參加過學術活動”。

    終于到1982年有了一個前往美國進修的名額，學校選定的人選是賈忠建，賈忠建依然堅持將名額讓給了胡曉愚，“賈忠建知道他回來以后會發揮很大作用”。于是，1982年至1984年，胡曉愚在美國加州大學圣迪戈分校化學系任訪問學者兩年，又于1984年至1988年在美國索爾克研究所任研究員4年，師從諾貝爾獎獲得者羅杰·吉爾明教授開展工作。

    索爾克研究所的研究專長為蛋白質，胡曉愚跟隨羅杰·吉爾明教授便學會了氨基酸固態合成技術，“蛋白質就是生物化學的問題，所以我希望他回來后到我們生物系生物化學教研組來”。胡曉愚進修期滿前，鄭榮梁給胡曉愚寫信表示“生物化學是我們生物系不可或缺的先進學科，我要靠它來支撐我們生物系，所以我太需要你來幫助我了”，胡曉愚答應回國返校到生物系工作。

    實際上，胡曉愚的父母兄弟姐妹均生活在美國，其本科也就讀于香港嶺南大學，“我當時很擔心他不回國或者回國但不回蘭大來，完全有這可能”。

    事實卻是，1988年，胡曉愚帶著氨基酸固態合成的全套技術和設備回到了蘭大，接任生物系生物化學教研組主任，然后迅速開展工作，很快便合成了胸腺多肽。

    對于胸腺多肽很多人可能還不太了解，但說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很多人并不陌生。在非典期間有一種提高免疫力的重要的輔助藥物，就是胡曉愚在合成胸腺多肽以后制成的能夠提高人身體免疫力的藥物，在非典期間寶貴到“全國定量分配，其銷售由海南省委控制”的程度。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胡曉愚便研制成功了該藥物，只待進一步研究開發獲得藥物生產批準書即可投入生產，“當時我們都希望這個藥能由我們蘭大來生產”。于是鄭榮梁和胡曉愚找到了時任校長胡之德，請求300萬的經費支持，“相對于研究開發一個藥物來說，300萬并不算多”，但相對于當時蘭大的經濟狀況而言，這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胡之德表示“無能為力”。

    盡管沒有得到學校經濟上的支持，“但幸而胡之德校長治校開明，同意并支持胡曉愚從校外謀求資金”。

     最終，一位海南的實業家給胡曉愚投資300萬進行藥物研發并得以成功，在非典爆發時成為緊俏藥物。

     鄭榮梁給予胡曉愚的支持遠不止這些。

    在胡曉愚從副教授晉升教授的時候，因其發表的SCI論文篇數未達到學校規定的篇數要求，未通過學校有關職稱晉升的第一輪討論，鄭榮梁比胡曉愚還要著急，他找到了時任校黨委書記劉眾語，替胡曉愚申訴道：“他固然只有一篇論文且是第二作者，但首先是第一作者是他的導師羅杰·吉爾明教授，吉爾明教授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不可能越過導師成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就已經很了不起了，這難道不算特例嗎？其次是他的這一篇論文里合成的是23個氨基酸，這要在我們國家，合成兩三個氨基酸就可以發表一篇SCI論文，也就是說他的這一篇論文可以拆成十篇，但索爾克研究所不允許，咱們到底重數量還是重質量？”劉眾語當即表示承擔責任，并向職稱評定組說明情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過，胡曉愚得以晉升為教授。

    胡曉愚也不負鄭榮梁、賈忠建所望，在多肽領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曾獲得甘肅省科委科技進步二等獎，甘肅省衛生廳科技進步二等獎；開發胸腺多肽作為調節免疫功能的藥物在1997年取得了衛生部的新藥證書，上市后有良好的社會效益及經濟效益；完成ThymiCrelatedPeptides，Deltor鄄phins等50余個生物活性肽的合成及生理效應測定；制備具有順磁性的AngiotensinII及其他生物活性多肽，并開發成為一種新的檢測方法；用2DNMR法推導出An鄄giotensinII及DeltorPhinII的三維結構。

15.備課講課“十比一”

    自1958年來校工作至2005年退休，鄭榮梁在蘭州大學工作時間長達47年，在此期間除了科學研究方面的收獲建樹，在教學方面亦是碩果累累。

    1959年夏天，鄭榮梁從隴南文縣返校后，即被安排講授《生理學》課程中的神經生理和運動生理兩個章節，并帶實驗課。后結合科研工作又先后開設過 《放射生物學》、《自由基生物學》、《量子生物學》、《生物物理學》等多門課程。

    他講課有個習慣，從不照本宣科，喜歡自由地講，頂多列一張紙的提綱，即使是第一次登上講臺也是如此，“我在上學的時候就不喜歡照本宣科的老師，所以我要求自己不能做那樣的老師”。這也得益于北大教學的特點：“北大上課就不太講教科書上的內容，除了經典的和最重要的內容外，側重講新知識”。加之在鄭榮梁上學的時候北大就經常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來校講學，專家講授的往往都是最前沿的學科進展，“所以我也有一些學科前沿的知識儲備”。

    為了能在課堂上融會貫通、肆意揮灑，鄭榮梁往往在備課時下足了功夫，查閱資料看文獻，“基本十比一”，即講課一鐘頭、備課十小時。

    多年來，鄭榮梁先后培養博士研究生32人、碩士研究生33人、博士后5人，其中不乏佼佼者。

    剛剛從美國引進回到中國、現任藥明康德公司生物醫學工程部主任的顧繼杰，發現了腫瘤抗原抗體，是國際上研究腫瘤免疫學的創始人。

    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張紅，主要從事重離子加速器治療腫瘤方面的研究，獲薩本棟應用獎，被推薦參加201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閱兵觀禮。

    現任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的康九紅，從事再生醫學方向的研究，為國家干細胞轉化資源庫主任、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科技部干細胞重大研發計劃首席科學家、科技部青年科技領軍人才，獲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

    任建國，從事腫瘤復發和轉移機理及抗癌篩選的研究，蘭大生物系碩士畢業后前往清華大學讀博士，后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現為美國Ailoron制藥公司首席科學家，Entrada制藥公司資深首席科學家。

16.讀書有味身忘老

    2005年，鄭榮梁、賈忠建終于以75歲左右的高齡退休。

    退休后鄭榮梁其實也并沒有真正閑下來，仍然筆耕不輟，先后編寫出版了《自由基生物醫學》（臺灣藝軒圖書出版社）、《健康年輕就這么簡單》（臺灣藝軒圖書出版社）、《長壽密碼———抗衰老新解》（中國工人出版社）和《抗癌有新招嚴控活性氧》（人民衛生出版社）四本書；并應邀在校內外開展50多場有關抗衰老、防癌、健康生活等方面的科普講座。

    如今，鄭榮梁的眼睛已經不允許他長時間閱讀或看電腦，走在戶外都需要戴墨鏡，但他仍然沒有放下他鐘愛的教育科研事業。

     每天，鄭榮梁都堅持盡可能地上網閱讀最新研究成果，看到感興趣的內容或有自己的見解，他每每都會分享到研究生微信群里，就像他當年每逢出差必定參觀所到國家或城市的圖書館和科技博物館，回來的時候不僅跟學生分享所見所聞，而且總是帶回來滿滿一箱書供學生學習查閱一樣，“一定要讓學生走在科技最前端”是他信奉的科研“信條”。

    言及此處，鄭榮梁說道：“蘭大目前開展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及研究工作就是一條非常好的道路，及時抓住了西北特色，涉及到多個學科的交叉融合，如果再更加注重開放、形成更好的學術氛圍，蘭大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記者手記】

　　對鄭榮梁老師的采訪先后進行了兩次，每次都逾3個小時。采訪間，他較強的記憶能力、清晰的邏輯思維能力、流利的語言表達能力、縝密的信息組合能力和對詩詞經典信手拈來的能力，無一不令我對這位88歲高齡的老先生暗暗嘆服。采訪后，我們整理出了近10萬字的錄音文稿，經過閱讀從中濾取出了有用信息、搭建起了寫作的基本框架，然后完成了22000余字的初稿，之后便更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初稿發給鄭老師后，他在8天之內完整地修改了3遍，甚至深夜三四點還在秉燭疾書，每一遍都在信紙上逐條手寫下自己的修改意見，修改意見達29頁、161條之多，終以此定稿，其認真程度可見一斑。

　　全文寫完，作為一名生于和平年代、長于國家強盛時期的后輩，似乎跟隨鄭老師的記憶從那個年代“游歷”而來，過去所學歷史知識以更為鮮活具體的姿態一一呈現在他身上，使人通過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切實感受到了歷史的厚重，也體味到了時代浪潮滾滾向前不可阻擋的豪邁與平凡，鄭老師正是這浪潮中的浪花一朵。無論恰逢春光還是暖陽，無論遭遇狂風還是海嘯，這朵浪花都充滿著豪邁中的激情、平凡中的踏實，奮力涌躍在時代的每一點、每一段、每一個篇章。

　　正如鄭老師自評曰：堅守三尺講臺一生，窮究生命奧秘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