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振在涼州任職五年，至中宗神龍元年（705）離任，在以后的七八年間，唐朝在涼州沒有新的建樹。僅《舊唐書·趙彥昭傳》記：趙于睿宗時出任涼州都督。《地理志》一記景云二年（711），“分天下為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趙彥昭涼州都督，當在此時。但這種變更不久即廢。至玄宗開元三至五年間（715-717），薛訥任涼州鎮軍大總管。這大概是廢都督以后出現的一種新官職。從都督到鎮軍大總管，對白亭守捉擁有管理權。

《舊唐書·薛訥傳》明記：邊境設節度使始于開元二十一年（733），而傳記中卻稱：開元初即有河西節度使職。郭知運于開元三年（715）至八年（720）任河西節度使。接著，開元九年（721）至十六年（728），王君  接任河西節使、涼州刺史。王死后，由蕭嵩接任。之后，牛仙客、崔希逸先后代任河西節度使之職。開元二十四年（736）至天寶元年（742）蓋嘉運出任河西節度使。可見，河西節度使不始于開元二十一年，在開元初已經出現。這期間是唐朝經營河西的高峰時期，也是唐朝的極盛時期，河西節度使對河西的開發建設起了積極作用，其中包括對今民勤地方的經營。這批節度使大多是唐初的名臣武將，自然對郭元振設立的白亭守捉有所發展。

《元和郡縣圖志》：天寶十年（751）哥舒翰改白亭守捉為白亭軍。《新唐書·地理志》四則記白亭守捉改軍時間為天寶十四年（755）。對這些記載，需要從哥舒翰本人活動和當時的政治形勢加以考察。

天寶六年（747），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武威郡事王忠嗣被貶，哥舒翰繼任隴右節度，活動地區不在河西，多與青海吐蕃接觸。天寶十二年（753），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次年兼御史大夫。在其接河西節度使前，天寶八年（759）高仙芝任武威大辯論守、河西節度使。可見天寶十年哥舒翰不理河西事，在任者是高仙芝。哥舒翰于十二年兼新星西節度使，不久即病，恐怕未曾親理河西事。十四年（755）安祿山反，哥舒翰奉詔拒叛軍于潼關、隴右、河西相繼陷于吐蕃，哥舒翰也死于安祿山之手。以此可見，不論是天寶十年或十四年，哥舒翰不可能改白亭守捉為白亭軍，改軍應在此前，或者說在開元年間。

軍和守捉是軍事機構，不同于縣。為什么設軍不設縣，這與當時的居民狀況和管理方式緊密相關。

如前所述，從隋代以來，今民勤縣境就有突厥人活動；隋末唐初又有一支西突厥人遷入。《舊唐書·王君  傳》記：“初、涼州界有回紇、契芯、思結、渾四部落，代為   長。君  微時往來涼府，為回紇等所輕”。時間大概在開元初年。這就是說，從隋初至唐開元年間的一百五十年，突厥語系各族在涼州的勢力不斷增加。今民勤地界為其極好的牧場。這些民族有隸唐朝的戶籍，由部  長領其部眾，因而唐政府不能以管理農業居民的方式管理，而只能在要地設立軍事機構進行控制。白亭軍、明威戍、武安戍分別設立，其重要性不亞于一縣。僅白亭軍就有常住兵一千七百人，這是一般肥難以達支的。在軍事管理下，仍有漢族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但不占重要地位。

唐朝因“安史之亂”無力西顧，河西相繼落入吐蕃之手。吐蕃占領涼州的時間，是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至二年（764），之后陸續占領了甘州、肅州、瓜州和沙州。占領之后，改變了原來唐河西節度使制度，設立涼州節度使與青海節度使、鄯州節度使、河州節度使、瓜州節度使，統稱吐蕃“東境五節度使”。涼州節度使不包括瓜、沙地區。吐蕃所設節度使，與唐節度使不同。吐蕃早在向青海地區擴張時，將被征服民族管理起來，由相當于萬戶長的軍事首領管理。此虧戶長或者稱將軍，唐朝即譯為節度使，節度使開府的地方，稱節度衙。涼州節度衙設于武威姑臧城。

涼州節度使的官職情況，敦煌文書P·T·1089號卷略有記載。官職有“翼長、萬戶長、大守備長、節兒（黃銅告身）、大營田官、大城塞長、上下部牧地大管理長、翼都護親任官等，中守備長、副翼長、小守備長、大收稅官、機密大書記、事務總長、大司法長、吐蕃和孫波千戶軍長、通頰與吐谷軍千戶軍長、節兒（紅銅告身）、機密使者、機密中書記、機密小書記、、吐蕃和孫波小千戶軍長、漢—突厥語通譯、遺棄地區將軍、紅銅字位官吏、事務都護、通頰與吐谷渾小千戶軍長、大虎皮肩飾章者（及無官職紅銅告身者）、機密收集與傳遞官、牧地管理都護、畜戶大管理官、小虎皮肩飾章者、副牧地管理長、機密書記小官、南山部落將校、畜產小管理官、法（佛教）事務官、配達官“等。

從上述官職名稱分析，明顯的特點是軍事性統治官員多，包括出征作戰、城防守御、地方軍政管理、軍事情報的收集與傳遞等，而行政民事性官吏和農田水利生產類官吏則極少。這種情況反映了軍事奴隸制政權的吐蕃王朝與封建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唐朝有很大差異。大營田官、大收稅官應是針對農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