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我代表中央宣布一個要決定：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中央定部隊改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甘支隊，由彭德懷同志當司令員，兼政委，下屬三個縱隊。
　　同志們，我們目前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點，但小有小的好處，目標小點，作戰靈活性大，人少，不用悲觀，我們現在比1929年初紅軍下井岡山時的人數還多哩!勝利一定屬于我們的!”
　　毛主席揮舞著拳頭結束了鼓舞人心的講話。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紅軍將在那個破舊的關帝廟里是多么地熱血沸騰、神采飛揚!經過兩萬多里輾迂回的長途跋涉；紅軍將士終于看到“家門”了；經過兩萬多里被圍追堵的艱難險阻，紅軍將士終于望見勝利的曙光了。這怎能不讓他們激動萬、欣喜若狂呢?

　　在哈達鋪會議上，黨中央根據從當地郵政代辦所查獲天津《大公報》等紙上發現的消息，改變了10天前俄界會議關于“到靠近蘇聯邊界的地區造一個根據地，然后向東發展”的既定方針，作出了“到陜北去”，與劉志、徐海東會師的決定。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哈達鋪“一張報紙定去向”由來。

 

　　曹連德在回憶中說：“1935年9月，我紅一軍團攻克天險臘子口后，迅向東北方向挺進，當時我在紅一軍團直屬偵察連當指導員，……我帶一分人到哈達鋪郵局去了，郵局是一個大院，旁邊有一個旅館，魯大昌部少副官，帶的幾匹駱駝馱子和馬匹都在那里，我們從馱子里找到一批近期紙，其中有一條登載了徐海東率領的紅軍和陜北紅軍會合的消息，報上有陜北革命根據地略圖。我們長征走了兩萬多里，沒有看到過蘇區，大家看陜甘寧有那么大的地方，都十分高興，就在這條消息上畫了紅杠杠。毛主席看了徐、劉兩部會合的消息，和軍團首長議論開了，并笑容滿面地連聲說：‘好了!好了!我們快到蘇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