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回憶道：“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陜北有劉志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為了充實戰斗單位，準備繼續戰斗，部隊需要整編；為了保存干部，發展新區，也必須縮編和取消三軍團，編人一軍團。我的這一提議得到軍委毛主席的同意。召集三軍團團級以上干部會議，說明了縮編和取消三軍團番號的理由。”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記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得到這張報紙的經過。他說：“9月19日，我和林彪隨二師部隊進駐哈達鋪。在這里我們得到了一張國民黨的報紙，其中載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陜北紅軍劉志丹部隊的消息。我說，趕緊派騎兵通訊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同志送去，陜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

　　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我看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同志一起休息。毛澤東向我打招呼：羅邁，你也來休息一下!我就下馬休息，看到他們正在翻閱一張國民黨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大軍圍剿陜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陜北蘇區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陜北蘇區與陜北紅軍會師。”
　　在哈達鋪，中央紅軍由“一張報紙”定去向、定落腳點，看起來是“偶然”的，甚至是難以置信的，實則是“必然”的，這恰好反映了毛澤東同志胸懷大局、高贍遠矚，對中國工農紅軍的發展前途和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方向洞若觀火的遠見卓識。早在1931年日本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毛澤東就敏銳地覺察到，這一嚴重事件，將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隨即與朱德、賀龍、彭德懷等聯名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州而告白軍士兵兄弟書》的文章，主張聯合起來，堅決抗日。但這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能正確地估量全國局勢中出現的這種重大變動，而把日本侵占東北看作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索”，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看不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日益高漲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間派的積極變化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仍然把中問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

　　　1932年初，毛澤東從報上看到日本軍隊1月28日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民族矛盾引發階段矛盾的變化、對民族革命推動民主革命的進程，對外來勢力入侵促成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早有高瞻遠矚。這也是他在長征途中為什么總是義無反顧地引導紅軍堅持“北進”方向，堅持“北上抗日”方針的原因所在。如果說，黎平會議、遵義會議和兩河口會議解決了紅軍長征途中的“定向”問題的話，那么，哈達鋪會議不僅解決了“定向”的問題，而且解決了“定點”的問題。因此，哈達鋪會議雖然沒有冠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名，卻具有　“重大轉折意義”之實；雖然沒有形成正式的文字性決議，卻為紅軍長征解決了最后的歸宿問題。哈達鋪會議的歷史意義和作用毫不亞于黎平會議、兩河口會議和毛兒蓋、俄界等會議，在中共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從1935年9月18日占領哈達鋪到9月23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在哈達鋪僅僅呆了5天(加后繼部隊為7天)。在這短暫的5天內，黨中央進行了著名的“哈達鋪整編”，給紅軍將士從體力上、生活上、物質上、精神上和部隊編制上進行了全方位的“加油”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