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十年(1140年）北伐前岳家軍的兵力狀況 ：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飛獨立成軍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萬人。此后又經(jīng)過一些列的征戰(zhàn)和收編，到紹興四年（ 1134 年）岳飛收復襄漢六郡時，岳家軍兵力已增至三萬五千多人。

    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率部平定楊么之亂之后，在收編湖湘農(nóng)民起義軍的同時，又合并了一些地方軍隊，使岳家軍的兵力大增。

    在紹興五年（1135年）的南宋軍隊整編中，原湖湘農(nóng)民起義軍中的壯丁五、六萬人大都編入岳家軍，再加上此后撥隸岳飛統(tǒng)轄的荊湖南路安撫司統(tǒng)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統(tǒng)領焦元、丘赟等部約一萬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調(diào)歸岳飛統(tǒng)轄時帶來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還有江南西路安撫司統(tǒng)制祁超、統(tǒng)領高道等部約八千五百多人，這樣實際受岳飛節(jié)制的總兵力已經(jīng)達到十幾萬之多，而以后岳家軍的兵員也大體維持在十萬人左右這個數(shù)量，直到岳飛被宋高宗和秦檜所害。

    到紹興九年(1139年)，岳家軍總兵力已經(jīng)增至十萬多人，有統(tǒng)制官 22 人、將官252人，其中正將、副將和準備將各84人，在岳家軍諸將中，王貴任中軍統(tǒng)制，張憲任前軍統(tǒng)制，這二人是岳飛的重要副手。當岳飛不在軍中時，王貴和張憲可以代替岳飛指揮其他統(tǒng)制，主持岳家軍全軍的事務；徐慶、牛皋和董先三人最為善戰(zhàn)；以上五人都是岳家軍的中堅將領。而在同一時期，淮西張俊所部統(tǒng)制官只有10人，淮東韓世忠統(tǒng)所部統(tǒng)制官只有11人。

在紹興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長江邊的鄂州為基地，岳家軍軍一級的編制至少有十二軍，計有：

    一、背嵬軍；二、前軍；三、右軍；四、中軍；五、左軍；六、后軍；七、游奕軍；八、踏白軍；九、選鋒軍；十、勝捷軍；十一、破敵軍；十二、水軍。

    其中踏白軍和游奕軍都是馬軍番號，而作為岳飛親軍的背嵬軍，也基本上以騎兵為主。而根據(jù)當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證，當時岳家軍全軍約有十萬多人，平均每軍約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軍相加，大概有兩萬多人的馬軍，也就是說，岳家軍當時有兩萬多人的兵力是騎兵。此時的岳家軍已經(jīng)成為步兵、騎兵、水兵各兵種齊全的強大軍事集團，規(guī)模居南宋諸軍之首，且實力最強。

    但如此以來，問題就來了。宋朝一向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飛是從哪里弄到那么多戰(zhàn)馬來組建騎兵的？

    據(jù)考證，這么多戰(zhàn)馬既不是南宋朝廷給的，也不是買的，而是岳家軍在與金國以及金國所扶植的偽齊政權作戰(zhàn)時繳獲的。

    早在紹興六年（1136年）八月，岳飛第二次北伐，兵進伊洛，其麾下猛將楊再興率軍攻克西京長水縣時，奪取了偽齊政權的一個馬監(jiān)，繳獲戰(zhàn)馬一萬多匹。在同年十一月進行的第三次北伐的過程中，岳家軍又從偽齊那里俘獲戰(zhàn)馬四、五千匹、騎兵千余人。

    就當時情勢而言，偽齊政權得到金國的全力援助，馬匹得來甚易，加上北宋時也曾在西京洛陽設置洛陽馬監(jiān)（《宋會要輯稿》），而且洛陽地處偽齊境內(nèi)腹部，在此畜養(yǎng)大批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敵人萬萬想不到，岳家軍進軍竟如此迅速。

    而繳獲的這約一萬五千匹戰(zhàn)馬，加上以前歷次戰(zhàn)役所繳獲的戰(zhàn)馬以及南宋朝廷曾撥給岳家軍的少量戰(zhàn)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

    岳珂在《鄂國金佗稡編》卷22《吁天辨誣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況背嵬之士，先臣之親軍也，穎昌、朱仙，皆以是軍取勝，而八千余騎亦不可謂寡矣”，

    ——也就是說，在經(jīng)歷紹興十年的穎昌大戰(zhàn)和朱仙鎮(zhèn)之戰(zhàn)之后的次年，岳飛率部救援淮西的時候，僅出征的背嵬馬軍就有八千多騎，這也是后來岳家軍能夠在野戰(zhàn)中同女真騎兵爭雄較長的重要原因。

    南宋軍事家華岳在其所著的兵書《翠微先生北征錄》卷八中寫道：“臣聞呈試有四門馬槍，揀指有馬上單槍。岳飛教荊襄之兵，有稽槍射。李顯忠教關西之兵，令弓手帶槍，槍手帶弓。馬軍之有槍，尚矣。自近代，善馬射者不善馬槍，所以海隊只選馬槍一十八條、正副旗頭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為定制，不容增減。蓋新刺馬軍、新補馬校不練教習，不熟弓馬，兩手挾弓猶恐不能施放，更責以馬槍兼人之能，則彼安能獨辦？要之，一隊皆系老舊馬軍，則令各稽小槍，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數(shù)；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則令專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頭之額。庶不強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長。是謂槍制。”
    顯然，馬上用槍并非易事，而岳飛能“教荊襄之兵，有稽槍射”，顯然對岳家軍騎兵的要求甚高。須知岳飛本人就善于騎射，素有“勇冠軍”之名，有他教導，讓將士熟練掌握射技槍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據(jù)《鄂國金佗稡編》卷九《遺事》記載：“臣云（岳云）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躓而踣，先臣（岳飛）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qū)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由此可見,岳飛平時要求岳家軍騎兵必須身披重鎧，苦練沖陡坡、跳壕溝等戰(zhàn)斗動作，非常注重實戰(zhàn)效果。也只有經(jīng)過如此嚴格訓練的岳家騎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爭鋒。

    而建成這么一支總數(shù)兩萬左右的強大騎兵部隊，為岳飛成為南宋諸將中唯一敢于主動向金國發(fā)起進攻的稀世名將提供了重要條件。

    岳家軍統(tǒng)帥岳飛主要依靠自己的杰出軍事才能和卓著戰(zhàn)功，從普通一兵成長為統(tǒng)兵十萬的著名大帥，到了紹興十年宋金開戰(zhàn)之時，岳飛的官職是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岳飛同時還具有武勝、定國軍節(jié)度使和開府儀同三司這幾個高級官銜，以及少保這一高級官位。

    岳飛自宣和四年（1122年）應募入伍始，“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岳飛所參與的規(guī)模較大戰(zhàn)斗約六十余次，小戰(zhàn)更多達數(shù)百戰(zhàn)。岳飛在戰(zhàn)爭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成長為宋朝首屈一指的軍事家。作為具有豐富作戰(zhàn)經(jīng)驗的杰出軍事家，岳飛善于謀略和靈活用兵，岳飛要求將士除了要有勇敢戰(zhàn)斗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發(fā)揮謀略的作用。

    早年，岳飛為張所部將時就說過：“勇冠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強調(diào)作戰(zhàn)要謀略在先。以后，成為獨擋一面的大將時，岳飛對謀略的認識更加深刻。岳飛曾說：“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無勇，而患無謀”。

    岳飛很注重靈活用兵，不贊同將帥作戰(zhàn)按照事先準備的陣圖行事的做法，認為陣圖乃定局，而戰(zhàn)場千變?nèi)f化，“古今異宜，夷險異地”，不能照搬。岳飛還認為：“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測識，使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敵遇，何暇整陣？”因此，他提出：“陣而后戰(zhàn)，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種根據(jù)作戰(zhàn)情況靈活運用戰(zhàn)法的思想，對岳家軍多次戰(zhàn)勝金軍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岳飛的指揮下，岳家軍“皆可以一當十百”，所向無敵，就連金人也贊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岳飛還深知民間疾苦。每次調(diào)發(fā)軍餉，岳飛總是顰眉蹙額，面帶憂色。岳飛經(jīng)常對岳家軍將士們說：“東南民力耗弊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

    為了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后勤供應，岳家軍也從事一些營利性的經(jīng)營。

    由于連年戰(zhàn)亂，襄漢一帶的荒蕪土地極多。

    紹興四年，在岳家軍收復襄漢六郡之后，岳飛就上奏說：“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茍行營田之法，其利為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

    在中國古代，用百姓耕墾官府荒田，謂之營田；用軍人耕墾官府荒田，謂之屯田。但在事實上，屯田和營田很難嚴格區(qū)分。

    岳飛設法召募百姓，借貸耕牛、種子、農(nóng)具之類，耕種營田。 宋時營田收成之后，按照慣例，除留足來年種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實行對分租。有時為鼓勵墾荒，初期每畝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紹興六年二月，南宋朝廷為恢復生產(chǎn)，措辦營田，任命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和岳飛五大將兼任營田大使或營田使。岳飛當時兼任的是營田大使。

    由于營田農(nóng)民的辛勤耕作，岳家軍的稻谷收入最后達十八萬余石，約可 供應兩個半月左右的軍糧。這還不包括作為貨幣地租的“營田雜 收錢”在內(nèi)。岳家軍部將武赳等人因經(jīng)營營田有功，岳飛還特別予以保奏升遷。

    此外，岳飛“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zhàn)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間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

    為了增加軍隊的收入以減輕國家經(jīng)濟負擔，岳家軍也開辟其他“利源”。

    當時官府和軍隊經(jīng)商牟利，開設酒坊之類，都是合法的。但各軍的情況又頗有差異。

    如劉光世居然“以八千人為回易”，占全軍人數(shù)近六分之一， 而“士卒一月之糧，或闕其半”，至有“健兒不如乞兒”的民謠，嚴重影響軍隊的戰(zhàn)斗力。但劉光世本人卻沾沾自喜，以春秋時代富商陶朱公自比。

    張俊軍中有一首歌謠說：“張家寨里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二圣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所謂“花腿”，是指軍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太平樓是位于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的一個大酒店，事實上是張俊的私產(chǎn)。這首古代的打油詩，也同樣是諷刺張俊工于經(jīng)商，而拙于用兵。

    岳飛絕對不會采用劉光世、張俊等人的做法。

    但岳飛也任命一個叫李啟的回易官。李啟精明能干，平日只穿麻衣草鞋，雨天也躬親操勞，對岳飛的軍用佐助甚多。據(jù)后來統(tǒng)計，鄂州公使、激賞、備邊、回易等十四庫，每年收利息達一百十六萬五千多貫；鄂州關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每年收入共四十一萬五千多貫。這些放債、經(jīng)商、造酒、房租等收入，接近于岳家軍平時三個月的錢幣支出，可在相當程度上補貼平日的軍俸或戰(zhàn)時的犒賞。

    經(jīng)過上述努力，據(jù)說可使岳家軍的“每歲饋運之數(shù)，頓省其半”。經(jīng)過多方面的籌措，岳家軍北伐的準備更充分了，條件更成熟了。岳家軍全軍上下“聞金鼓而樂奮”，“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萬眾一心地等待著統(tǒng)帥的進軍令。

    南宋東州愛國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記》中曾提到岳飛的以下治軍風范、品行:

    “一曰忠:臨戎誓眾,言及國家之祝,仰天橫泗,士皆欷歟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違忤。三曰整:兵所經(jīng),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shù)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

    顯然，具有這些杰出治軍品行和軍事才能的愛國將領岳飛所帶出的軍隊確實是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的勁旅，同時他們經(jīng)受了歷次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加之平時的嚴格要求、訓練有素，故這支軍隊戰(zhàn)斗力強，個個英勇善戰(zhàn)，堪稱無不“以一當十”。

    正如當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軍中，只有岳家軍是進攻型的軍隊，而當時具備“直搗黃龍”、光復故土的決心和能力的宋朝統(tǒng)帥，只有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