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就是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他們為了夢想和生存，在繁華、嘈雜，文化、政治的北京中漂泊掙扎拼搏奮斗。毛澤東，也曾是北漂中的一員。毛澤東“北漂生活”比現在苦嗎？

     1918年8月19日，盛夏時節，經過四天的長途旅行，已經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的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那一晚，毛澤東住進了北京爛漫胡同35號的湘鄉會館，由此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涯。   

     毛澤東是應在北大任教的湖南恩師楊昌濟先生之邀來京的，目的是為他主持成立的新民學會的同學申請赴法勤工儉學。他借朋友們的錢，從長沙啟程。

    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最初住在鼓樓北面的豆腐池胡同恩師楊昌濟家中，后又搬至景山東北的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號，與蔡和森、羅章龍等七人合租了三間北房，共擠一張大炕，一張棉被，擠得幾乎透不過氣。由于毛澤東身材魁梧，個子很高，每逢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不僅在當代，90多年前的北京生活費對毛澤東來說也太高了。冬天到了，工資買煤燒炕后所剩無幾。為抵御凜冽的寒風，他只好跟7個伙伴合買一件大衣輪流穿。

    當時為了節省開支，這幾位湖南來的青年人自己做飯，條件好時吃一頓湖南的紅燒肉和臘肉。但他們從南方來不會做北方的面食，常常會弄得很狼狽。于是善良的女房東經常幫助他們。毛澤東也和同伴把住處院子也收拾得井井有條，掛著雪白的窗簾，院子里還種滿了花朵。

    毛澤東從前的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把毛澤東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讓他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可以領到一筆巨款——八塊大洋。

    北京東城區沙灘北大紅樓（今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一層西頭的第三間房間就是毛澤東當年當圖書管理員的閱覽室。在30平米左右的空間里，擺放著一張長桌，桌上擺著書架。

    毛澤東不是正式的北大學生，在人們的眼中，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職責就是及時把報紙夾上去，清理書架，打掃房間，登記讀報者的姓名，僅此而已。毛澤東回憶說：“我的工作很糟，人們都不愿意跟我講話。”

    一次聽課時，他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斗膽向胡適提了個問題，胡適竟傲慢地拒絕與他交談，這對毛澤東的刺激很大。

    盡管毛澤東在北京的北漂生活條件很差，工作多有不順，可是在另一方面，感覺古都的景色是鮮艷而又生動的，文化底蘊比長沙好多了，這對他是一個補償。

    他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在公園里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后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他利用工作之余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廣泛結交活躍于北京新文化舞臺上的知名人物，尋求救國救民之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著名報人邵飄萍，對毛澤東幫助很大。在風雪中，毛澤東和鄧中夏曾兩次來到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廠，調查了解工人的情況。常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暢談國事、家事、天下事。毛澤東還去過八道灣造訪魯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見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１９１８年底，羅學瓚在信中寫道：“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志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均為同學所佩服。”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還暫時落腳在恩師楊昌濟的寓所，能看見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漸漸愛上了這個比自己小八歲的楊開慧。既是同鄉，也知根知底。這是毛澤東在北京漂泊中最浪漫，也是收獲最大的一件事。

    1918年8月19日是毛澤東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則是1919年12月，他率領湖南各界“驅張”(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請愿團，頂著嚴寒北上，投宿在故宮附近的北長街二十號福佑寺后殿。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帶著對生活、對真理的追求離開了北京去上海。

    筆者王錦思看到，毛澤東的一生遭受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磨礪，其中就包括青年時期的北漂生活，這為他未來的成功打下堅實的基礎。離開北京29年之后，毛澤東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這時他與北京再次見面，再也不用漂泊了，一住就是27年。